本报记者 宋宁华
20平方米的简陋房内，7岁的乐乐趴在桌子上专心地写着作业。他和妈妈寄居在阿姨家，阿姨和姨父有两个儿子，6个人蜗居在一起，睡觉只能用窗帘隔挡。努力读书让妈妈开心，这是乐乐的心愿。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再怎么乖巧懂事，妈妈最后还是抛弃了他。
昨天，在经历了法院、福利院、法官家等“临时家庭”后，一度抛弃乐乐的妈妈终于良心发现，来法院接回孩子。但没有人知道，乐乐从此是否会拥有温暖的家。在我们周围，还有些像乐乐一样，虽然有父母，却因种种原因无人照顾的孩子。他们虽然不是孤儿，却面临着比孤儿更加尴尬的局面，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社会问题。谁来帮助他们走出困境？
记者从市高院获悉，针对这种情况，市高院起草制定了《上海市儿童福利条例》建议稿，目前已提交立法机关。专家疾呼，为了让父母不能“想扔就扔”，法律上应加大处罚力度，维护孩子的正当权益。
一夜情种下酸涩苦果
乐乐的妈妈翠玲长得眉清目秀。2005年5月，翠玲离开身在老家的丈夫与儿子，只身一人来到上海一家足浴店当按摩师。在足浴店，她认识了47岁的上海男人刘根林。2006年1月，两人发生了一夜情。之后，翠玲发现自己怀孕了，因为丈夫此前也曾来沪看望过自己，翠玲搞不清楚肚子里的孩子究竟是谁的。
怀着一丝侥幸，翠玲将孩子生了下来。但随着乐乐逐渐长大，长相与丈夫越来越不像。2012年，满腹狐疑的丈夫悄悄抱着乐乐去做了亲子鉴定，结果显示，乐乐不是他的骨肉。翠玲和丈夫离婚，然后带着乐乐回到上海，住进妹妹家。此时，她想到了刘根林。
当翠玲带着乐乐出现在刘根林面前时，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儿子”让他恼火不已，矢口否认乐乐是自己的孩子，根本不让翠玲母子进入家门。此后，翠玲一次又一次带着儿子到刘家吵闹，甚至连警察也上了门。
一次，翠玲将乐乐丢在刘家门口，可怜的乐乐按了一下门铃，刘根林打开门后一看是他，“啪”地就把门关上了。整整一天，当时只有6岁的乐乐无助地站在门外，无人理睬。
鉴定找不回父子亲情
2012年底，翠玲来到长宁区法院，想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乐乐的抚养费问题。接待翠玲的少年庭法官顾薛磊打电话联系了刘根林。“先做亲子鉴定，如果鉴定下来是我的孩子，我来养。”刘根林扔下一句话。
这一年的12月21日，顾薛磊亲自陪乐乐和刘根林前往鉴定部门做亲子鉴定，结果显示，刘根林就是乐乐的亲生父亲。刘根林愣住了：“我回去考虑一下。”与此同时，翠玲撤回了抚养费诉讼请求，另行起诉，请求法院判决将乐乐变更给刘根林抚养。
今年3月，法院开庭审理乐乐一案，刘根林没有露面，只委托律师出庭。开庭结束后，顾薛磊委托长宁区法院聘请的社会观护员对乐乐的生活环境、心理状态进行观察和评估，并出具调查报告。
调查报告显示，翠玲和刘根林的经济条件都不好，刘根林长期失业，居住在女儿家中，妻女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刘家人也都不愿接受乐乐这个非婚生子。调查报告的综合评估结果是，乐乐由母亲抚养比较妥当，酌情提高父亲支付给孩子的抚养费，直至18周岁。
法官充当“临时爸妈”
5月，长宁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乐乐随母亲翠玲共同生活，父亲刘根林每月给付孩子抚养费1200元，至孩子18周岁时止，同时刘根林补付孩子出生后至2013年5月的抚养费9.6万元，鉴定费3000元由刘根林负担。
宣判后，翠玲和刘根林都没有上诉。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8月9日上午11时许，翠玲竟然将乐乐遗弃在长宁区法院的立案大厅里。
“不管怎样，你不能把孩子丢在法院啊，有什么事情好好商量。”发现乐乐的立案庭法官徐叶芳在电话里劝翠玲。
“我养不活孩子，徐法官，我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但是我没有办法。”翠玲回答，随后关了机。
“我是不要的，随便你们送哪里。”电话那头的刘根林斩钉截铁地说。
这天下午2时，顶着烈日，顾薛磊和徐叶芳带着乐乐来到阿姨家。顾薛磊好言相劝，让阿姨将乐乐留下，然后马上赶往派出所，希望通过民警找到翠玲。
突然，顾薛磊的手机响了，是乐乐的姨父打来的。当顾薛磊满头大汗赶到法院时，乐乐的姨父正在法院门口大喊：“没有妈妈，爸爸不能去找啊？我们阿姨和姨父又没有什么义务。”
顾薛磊冲了过去，只见乐乐站在围观的人群中，流着眼泪。这是顾薛磊第一次看到乐乐掉眼泪。
顾薛磊实在不忍心再看到孩子受伤，那个周末，乐乐住进了“法官妈妈”徐叶芳的家，“法官爸爸”顾薛磊和同事则一起带着乐乐去快餐店吃午餐。
但把乐乐带回法官家住并不是长久之计，长宁区法院通过民政等部门为乐乐联系上了一家临时居住的福利院，法官们还自发建了一个名为“乐乐之家爱心社”的微信群，并在群里为乐乐捐款，以备孩子今后的生活读书所用。
整整一个多月，长宁区法院与相关部门不断磋商，区委领导也积极协调各方解决孩子的生活、就学等困难。昨天，心怀愧疚的翠玲来到法院，写下保证书，领回了乐乐。
但愿，这是乐乐流浪生活的终结。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