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当你善意地提醒他（她）天气凉当心感冒时，会立马说：“呸呸呸！乌鸦嘴，你咒我啊？！”这类现象归纳起来，就是以为语言能招致福或祸，所以才热衷数字“八”，所以才憎恶数字“四”。

　　长沙一带，几十年前老虎还出没伤人，人们忌讳老虎，就把斧头叫做“开山子”，把腐乳叫做“猫乳”（湖南话h、f不分）；乘渡船过河时，老陈要临时称作“老浮（báo）”；到菜市场问芹菜（芹、穷同音）多少钱一斤，菜贩会说：“呸啾！富菜五角钱一斤。”怕蚀本，武汉叫猪舌头为“口条”。广东人过年送金橘，因为橘吉同音；但不能送人书，因为怕“输”。我想，人们真该多读些书！

　　这类现象由来已久，我国古代的避讳，就源于此。汉高祖名刘邦，就下令把先秦古籍中的“邦”改为“国”。我想，如果刘邦他爹没给他取这名字，咱们脚下这片土地是不是该叫做“中邦”？又如，李贺之父名“晋肃”，就不许他考进士，惹得韩愈出来打抱不平：如果他爹名“仁”，是不是连做人的资格也没了？

　　所有这些，来源于一种低层次的迷信，后者又源于“原始思维”。法国文化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在其不朽名著《原始思维》中介绍，非洲、南美、大洋洲的一些原始部落的人们，当亲人死去时，惧于有声语言可能带来的祸害，可以一连几年不说话，而彼此用手势“交谈”。

　　但是，为什么我们有着五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也广泛存在这种“原始思维”呢？一种接受度较高的解释是，自周代以来，统治者关心人事胜过关心天命，孔夫子“敬鬼神而远之”，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就是明证。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儒家思想是一种入世的思想，与宗教的“出世”是相反的。在此背景下，宗教的生存成长空间被大大压缩，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一般人们只要见到菩萨便拜，求他保佑，而不问这菩萨属于哪宗哪派，是否合于自己的信仰；甚至于见到自以为是灵异的东西，也倒头便拜。上世纪70年代中期，是狠抓“阶级斗争”的年代，我下放的大队又是地委书记和分管农业的副书记共抓的典型，自然不是什么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一天，池塘里出现了一个碗大的白花，漂漂荡荡，花瓣一张一合，浮于水中。按说，这就是某种孢子植物，没啥稀奇的。可是，附近村民得知，一传十十传百，扶老携幼而来，匍匐于岸边，磕头如捣蒜。因为宗教信仰未能俘获所有大众，所以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如大仲马《三个火枪手》描述的红衣主教可以和国王分庭抗礼的局面。这样，就使得原始思维、原始信仰得以保存一线生机，而不绝如缕。

　　一般而言，有着较强自然科学基础的知识分子是不太相信什么“乌鸦嘴”的。前一段热映的电视剧《到爱的距离》中，几位医术高明的医生，总因别人说了句“不吉利”的话，而“呸呸呸！”我却宁愿相信这是编剧者的一时疏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