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每年大年初一，就和弟弟跟着妈妈去外婆家拜年。外婆见到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端上汤圆，一人一碗。汤圆，我们叫汤团。外婆的汤团比宁波汤圆大些，因为外婆不是宁波人，是扬州人。一碗汤团大概8个，从碗里舀起一个，吹一吹，轻轻咬一口，薄薄的皮子就破了，乌黑发亮的“黑洋酥”馅儿流了出来，连忙凑上去吸一口，又香又甜，和着有弹性的外皮一起嚼几下，软软糯糯，过年的味道就出来了。

　　汤团做起来很麻烦的，但也有一种仪式感。首先要制作糯米粉，上海话叫水磨粉。腊月里，外婆家就早早地买好凭票的糯米，用清水浸得涨开。然后全家齐动手，从壁橱里搬出大石磨。磨水磨粉是力气活儿，自然由家里的男劳力——大舅舅来承担。外婆从水里舀出糯米，用勺子加到石磨的孔洞里，大舅舅便用力转起了磨子。磨了几下，糯米就变成雪白的米浆，从石磨边上的一圈凹槽里流下来，再流到下面的锅子里。

　　磨水磨粉通常都是在晚上，在昏黄的灯光下，在吱呀吱呀的石磨转动声中，一家人边干活，边聊天，家长里短，不紧不慢，这个场景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

　　等糯米全部变成了米浆，就要把米浆用布袋盛起来，挂在一个地方滴水。只有等水全部滤完，才能得到软硬适当的糯米粉。

　　与此同时，馅儿的制作也在同步进行。记得大阿姨会拿出一个小石臼，将炒熟的黑芝麻放进去，用力捣成极细极细的粉末。然后再拿出一块雪白的板油，这是猪油，制作黑洋酥馅儿必不可少的配角；另一位配角自然是糖了，必须用绵白糖，否则难以化开，嘴里吃到糖粒儿就不灵光了。巧手的大阿姨将这几样料拌在一起，用力揉捏，等三者水乳交融，就成了乌黑发亮的馅儿。当然这一切都是在外婆的指导下进行的。

　　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环节——包汤圆了。主力都是女人：外婆、大阿姨、舅妈，还有我。大阿姨将糯米粉揉捏好，分成大小相等的一小坨一小坨儿；黑洋酥也搓成一个个小圆球。做的时候将糯米粉在手心里捏几下，搓成圆球，挖出“小碗”似的孔洞，将黑洋酥塞进“小碗”，再把口封上，最后将整个汤团搓圆。

　　做汤团是在厨房里进行，做汤团也是一家人交流的重要时刻。那个时候人生活得很简单，但家人之间的交流却比现在多。最后，所有的汤团都做好了，雪白粉嫩，圆溜溜的，整整齐齐地站在铺着湿毛巾的竹匾上，像一群列队等待检阅的汤团兵。

　　当然，汤团刚做好是不吃的，要等到大年初一才能吃，大概是取其“团团圆圆”的意思吧。

　　外婆很能干，做得一手好菜，扬州狮子头、煮干丝都不在话下。她原来就会腌泡菜，到了80多岁，她又创新了一种特别的酸菜，和肉末一起炒特别香。记得我考高中、大学的时候，外婆会送来“糕”和“粽子”，让我考试前早饭吃这两样，说能“高中”。我读高中的时候，外婆还给我织了一件时髦的圈圈绒毛衣。外婆并不是家庭妇女，她是小学教导主任，还评到过市先进工作者，退休后一直享受市劳模津贴。

　　外婆去世已经整整两年了，她是94岁高龄去世的。“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看到圆圆白白的汤团，思念又止不住地涌上了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