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在一个被我疏忽已久的书架里挑出一本红黄色精装封面的书，问我：“还记得这本书吗？”其实我早忘了。书名是“Wushu！The Chinese Way to Family Health & Fitness”。这是我第一本中译英的书，出版社是美国著名的Simon and Schuster。看到这本30余年前出的书，我不禁想到去世已多年的知友弗兰克·泰勒。

　　上世纪70年代正是当时美国所谓“中国热”的时代。尼克松总统访华后，美国社会对多年神秘自守的中国十分好奇，甚至李小龙在香港拍摄的功夫影片也在美国吃香。出版家兼电影制片人泰勒看到我于1979年3月在《纽约时报》专论版发表的一篇离国31年后初次回国探亲的印象记，与我取得联系，说他也曾于二次大战后在上海逗留过。我们见面后，他说正在与一英国出版商联系，想与美国出版商联合出版一本介绍中国武术的书，并请英国芭蕾舞星玛哥·芳婷(Margot Fonteyn)作序。他已采集材料，要我翻译。我经不起他的重金诱惑，就同意翻译那本并非文学性的书。

　　我的一篇“天下真小”的文章就是那时在《人民日报》发表(后来当作三联书店新书代序)，记述朋友之间的巧遇。在泰勒纽约公寓一个宴会中，我遇见了《纽约时报》记者沙列文与他的夫人玛丽，恰好他们准备去上海采访，探问他们曾于战后相识的老友冯亦代。当时，另一客人是《西行漫记》作者斯诺夫人洛伊斯·惠勒。她刚出版了《我热爱中国》，译者是黄乐山。就这样我们共同呼出一声“天下真小！”除了洛伊斯之外，我当时的朋友们都已去世，我自己亦已90高龄。

　　泰勒乃是我的知友，我们此后经常相聚(他如我一样地爱上中国餐馆)，谈论大战胜利后的上海，以及他与宋庆龄的友情。他知道宋庆龄喜爱一种特殊的美国饼干，常常请我托人带去。他对40年代上海的思念，也和我一样。我是一个影迷，某次在他寓所见到一张他与影星玛莲玲·梦露和克拉克·盖博在摄影场的合影，惊喜不已，不想他竟是盖博与梦露联合主演的《THE MISFITS》的制片人。编剧是梦露当时丈夫亚瑟·密勒。导演我忘了，可能是约翰·休斯顿。

　　我写出这些记忆点滴，是因为突然间感到自己时间不多，朋友们都已一一去世。新的时代另有新人出现，无论是电影明星、作家、出版商、制片人。我还记得最后一次与泰勒的会面约是10年前，他自佛罗里达州西钥岛的退休地来纽约，打电话给我，约我去附近一家中国餐馆用午餐，他只点了一份经济午餐，一碟左宗鸡，一碗白饭与酸辣汤。食后拍拍肚皮，就觉满足。我陪他行路一段去搭巴士，我问他的健康状况。当时他已将近90(他比我大6岁)，一手扶着我，一手指指他的脑袋说，“我走路可以，就是有些头晕。”不久我就收到讣闻通吿。

　　我对这位知友不解的是，他在生活后期成为同性恋者。我们都知西钥岛是著名同性恋者集居地。他育有3个儿子，我不了解他后来的性取向变化。在我与他相识期间，他已离婚，与一位男伴同居，3个儿子都在文艺界与商界很有出息。

　　至于我译的那本功夫书，由于当时同样的中国新书充斥市场，没有畅销，显然也没有替泰勒与书局赚钱。不过我去BARNES &NOBLE书局闲逛时倒是看到那本红黄书被放在显著位置，有人翻阅。我赚了一笔丰厚翻译费。今日不禁回想，多年来我在国内出书20余种，没有什么金钱大收获。中国出版商忽视作者，正如50年前的上海一样，出版商与作者订了“合同”，只是形式，迟迟不会付版税。我个人并不急用，只是我已年过九旬，惟恐来不及看到自己的心血酬报，也对不起老伴。不免生出疑问，一生写作生涯吿终，我的东西到底值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