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儿子喜爱书法，空下来就练字，他那张桌上摆着毛笔、砚台和墨。我看到它们就想起，我跟这些文房四宝分别已经七十多年了。

　　我小时候在广州读私塾，用的当然是毛笔。后来读小学也离不开毛笔，要写小楷，写大楷，作文也用毛笔，写在中式作文簿上。不过那时候我用毛笔，不止用在课堂上。我太用得着它了。

　　在广州的家中，挂着前清榜眼朱汝珍送给我父亲他手书的屏条，还挂着国画，我竟然爱上了书画，想成为书画家。我不仅写学校要我写的大楷小楷，我空下来还以写字为乐。我买了很多字帖，我最喜欢的是欧阳询的《九成宫》和柳公权的《玄秘塔》，可是我还有赵孟頫、成亲王，乃至陆润庠、张季直等等人的字帖。我连郑板桥的字也学过。当然，我还经常坐在朱汝珍屏条前临他的字。大家见过朱汝珍的字吗？上海“杏花楼”的招牌就是他写的。

　　我这么用功写字，效果如何呢？作为一个学生，我的字应该说是写得不错的，在学校里经常受到老师表扬，大楷簿上“角仔”不少。在广州话里，“角仔”就是饺子，老师在写得好的字旁边打圈，圈打得不圆，像只饺子，我们就称之为“角仔”。不过作为学书法，我一点也不行，原因就是没有长心，把一本字帖认认真真学到家。总是一本字帖开了个头，看看另一本字帖好，就改学另一本，自然就没有一本字帖学到家了。

　　我用毛笔不仅写字，还画图画。我的书桌上放着《芥子园画谱》，用毛笔画花卉，画山水，我还画扇面送同学。我真是一名儿童“书画家”！

　　抗战开始，我从广州来到上海孤岛，环境全变，什么书画，完全扔掉。我进英国人办的雷士德中学，英语为主，不用毛笔。国文课倒是保存老式东西，读文言文，可能还用毛笔写作文，但已无印象，即使如此，毛笔也只能有这么点用武之地了。之后读大学没有动过毛笔。

　　倒是日本人投降以后，1946年我当过半年小公务员，工作是管收发和誊写公文，全用毛笔。由于小时候下过写字工夫，这时颇得心应手，受到上级赞许。离开这个工作以后，就真正同毛笔“拜拜”了，一下子就和毛笔分别了七十多年。不对，在这几十年中，我还用过一次毛笔，那是“文革”时期写大字报。而且还有造反派的人认为我毛笔字写得好，给我稿子，让我替他抄成大字报。

　　这就是我和毛笔打的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