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源深教授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赴澳大利亚深造的学者，回国后致力于澳大利亚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代表作《澳大利亚文学史》填补了外国文学研究的一项空白，自1997年出版至今，一直是后学者研究澳大利亚文学的必读书。根据有关学者统计，2000至2004年间，全国出版的外国文学图书为11282种，《澳大利亚文学史》在被引用最多的30本书中（包括马列和鲁迅著作）名列第19，考虑到我国外国文学研究仍以英、美、法、俄等大国为主，澳大利亚文学研究能生出那么大动静，实在难能可贵。

　　1997版的《澳大利亚文学史》称得上全面、权威、独到。全书计60余万字，涉及作家240多个，专节论述作家50余位，时间跨度从澳大利亚建国一直到成书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另有专章论述儿童文学与土著文学，此其全面性。书中很多观点，已为学界广泛接受，成为该领域内的权威论断，如澳大利亚文学史分期问题、怀特派小说家的定位、新派小说家的传承与突破等；对当时声名不显的年轻作家的肯定，也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证实了作者敏锐的文学批评眼光，此其权威性。此外，该书还体现了中国学者的独到写作方式和视角。国外的同类文学史，往往由多名学者完成，每人负责一个专题，最后叠加成书；而《澳大利亚文学史》全书由一人撰写，更具系统性和连贯性；中国读者对澳大利亚文学多不熟悉，《澳大利亚文学史》也相应采用适合国人的方式书写，此其文学史写法上的独到性。澳洲的《澳大利亚书评》杂志称该书为“中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里程碑式的著作”，乃是中肯的评价，该书出版十几年来的学术影响，也证明了这一点。

　　九十年代至今，澳大利亚文坛有了值得关注的新发展。另一方面，近十几年来，澳大利亚文坛出现了一些新的态势和动向，评论的视角和方法，也有调整和转变，比如对儿童文学、类型文学、族裔文学的更多关注，对“后理论时代”的深入反思，大数据和信息化带来的一些研究方法上的调整等。有鉴于此，修订1997版的《澳大利亚文学史》，是对这些必要性的及时回应，也有助于维持该著作的全面性和权威性。但正如作者指出，十几年的时间对于文学的发展来说，非常短暂，要坚持辩证的态度，认识到这些变化毕竟有限，其影响力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修订版的《澳大利亚文学史》增加了10万字的篇幅，涉及新作一百多部，反映了澳大利亚文学发展的新态势；介绍了至今仍活跃在文坛的作家的新作；对亚历克西斯·赖特、布莱恩·卡斯特罗、理查德·弗拉纳根、凯特·格雷维尔、安德鲁·麦加恩、盖尔·琼斯等实力派作家有更全面的论述；增加了论述库切的专门章节；土著文学和儿童文学部分则进行了大幅度扩写，递送了相关领域内的最新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