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概生来哀怨，前世也不知道是欠了谁的情，这辈子要比旁人多流几滴辛酸泪。从小便爱看那古人伤春悲秋，碰到好句子，就茶饭不思，非得把整首背下来才甘心。背得多了，自己就手痒想试作一回。第一次摸索着写旧体诗词，是填的一首《阮郎归》，当时年少气盛，自以为胸有成竹，提笔一蹴而就，还给某著名文学网站投了稿，结果没两日就被退了回来，道是“格律不对”。

　　一次碰壁，余岂能甘心？从图书馆借来了王力的《诗词格律》，通读一遍，大概知道了“平平仄仄平平仄”的规矩，后来又入了武汉大学的春英诗社，渐渐能写几笔“新韵”的歪诗，但感兴趣的依然是词。当然，一开始我以北方人自居，是坚决不肯用古韵、辨入声的，真正写出像模像样的东西，还是进了复旦参加“藕蓬诗社”之后，我总算想明白一个道理，既然写旧体诗词，就得严守古人的规矩，这规矩自唐代定下后，宋、元、明、清，无不遵守，按这个规矩来写，才有机会在后世与李白、杜甫的作品归在同一类里。后之视今，正如今之视昔，把这个规矩继续守下去，也是为后人立范。

　　虽然不再“犯病”，但也有所局限。我于众体之间，独爱“艳体”，恨不能生于晚唐五代，吟得“柳丝长，春雨细，花外漏声迢递”，我也能学他“忍泪佯低面，含羞半敛眉”。便是入了宋初，也要跟着柳七修“野狐禅”——看他一句“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勾得魂也没了。古人谓词以婉约为宗，后人却往往视豪放派为上。也许是意境有小、大之别，主题有“消极”、“积极”之辨。然而各人有各人的禀赋，我曾经作诗自嘲“吹开片玉追前宋，抱定香奁入晚唐”，自非关东大汉，何必强吟“大江东去”，但能手持红牙拍板道出心中款曲，若得座中一人闻声下泪、持节和之，亦是平生之幸。

　　按着词谱的平仄来填，虽然合律，却终究是“死的”。词最早都是能唱的，“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之胜景，不亚于如今家家洗剪吹店门口大放“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按照李清照的说法，不能唱的词，只是“句读不葺之诗”，作为一个崇尚花间的“艳词派”，不能将作品付之莺舌，余岂能甘心？因此，为了效仿宋人风雅，我忍不住又去碰了古风填词，也就是拿现成的曲子填上有古韵的歌词来唱。没了平仄，歌词的音韵和字数只能靠耳朵听声而辨，我虽不及清真、白石这般通音律，自负有旧体诗词的功底，写得“清空骚雅”，必定“一入江湖、众生倾倒”，然而却并不能得“红巾翠袖”们待见，大多数人反倒喜欢吴文英式的“华丽不知所云”。

　　我一直觉得词贵真，贵有情、有事，贵明白如话，不贵妍词丽藻、用典深奥，可含蓄、可露骨，不避俗、不避艳、不避格局小，一切都以能感人为用。尤其是现代人填词，更应直白，本身古体的形式已经很“隔”了，若用字再“隔”，简直是“蓬山万重”，“不可理喻”。然而文学向来无真理可言，我自说我一家之言，管不得别人的审美。知音本是千载难遇，不被认可是人之常情。只是难免酸溜溜地想着“明代暂遗贤、如何向”，忽然又有了少年时填词不得法的心境，忍不住作诗感叹：“一阕新词付夜长，谁非年少恣轻狂。时人不识菱歌贵，点检春风吊柳郎。”

　　十日谈

　　学诗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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