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又一次遇到话筒

　　这红色的声音，今天恐怕需要解词吧？我不确定“90后”能不能看懂这些话：“最高指示”，就是毛主席语录；“促战备”，是指准备与“苏修”打仗，苏修，指苏联修正主义。苏联修正主义是怎么回事？说来话长，同学，还是百度下吧！当时，“一连”就是一年级，“四连一排”就是四年级一班。“复课闹革命”是1968 年以后那个阶段的口号，那时最初的学生红卫兵经过轰轰烈烈的停课造反阶段，已经下乡成为知青，后来的我们这拨儿学生要回到课堂了。回到课堂，也不一定有课本，有课本也不是传统的数理化的课本，而是《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语文，则是报纸上的社论和毛主席诗词。幸好在语文课上我们遇到刘惠深老师，他趁机给我们讲诗词格律，他的漂亮板书滋润了同学们被大字报弄伤的眼和心。这就是那荒唐年月红色声音的背景。

　　毕业了，我也上山下乡了。

　　我当知青最初干的活儿是修路，班组里选五大员，我被选为读报员。深山老林里，很久才运来一批报纸。我在公路边与知青面对面读那些过期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文章，感觉离眼前的沙子石头铁锹挺远。我就挑小通讯读给大家，读得绘声绘色。

　　后来又去盖房子。工地上需要建一个临时的广播站，谁能当广播员？又巧了，哈尔滨知青小陈告诉队长说：小敬在中学当过广播员。这一句话，使我又一次遇到话筒。

　　工地广播站建在工棚里，我在话筒前就看得到热闹的工地。我的广播是用来战地激励的：“添砖加瓦，大干快上！二队今天砌砖3000块。三队的进度超过昨天……”“同志们，加油干啊！”红旗招展，口号嘹亮，颇像电影《雷锋》中的一个场景。房子建好了，广播站撤了，我失落了。正在这时，山上林场建立广播站了，我有了之前的话筒前经历，机遇，又一次赶上了。

　　这个林场的大名叫“新胜经营所”，小名儿叫“九公里”。它坐落在距离防火检查站九公里的密林里。广播站小小的，只有5平方米左右。话筒崭新崭新的，是上海无线电厂生产的，底座是浅蓝色的，一看就喜欢，话筒上依然包着红绸子。

　　每天清晨，整个九公里都还睡在晨雾里，我就起身去广播站。看看天，我独醒，好愉快！当小电站的井师傅轰隆一声发起电来的时候，我就打开150W扩音机的低压开关，先预热，半小时后，再开高压。

　　开始曲当然是《东方红》。唱片是黑色78转的，唱针一定轻放，不能“咯啦”一声，家家户户都有小喇叭，不能惊着小孩老人。声音渐渐升起，持续，渐隐，话筒打开：“新胜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

　　新胜，醒来了。一位大姐告诉我：“早上从来不看表，你一广播，就起床；你万一晚了，我们全得晚。”

　　每天晚上的广播，内容丰富了许多。除了转播省台、中央台的节目，我还自办节目，其重要性和地位相当于“新闻联播”。

　　“现在播送营林段韩凤菊写来的广播稿……”“现在播送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选段……”

　　有人把门推开一条缝：“小敬，给我们来一段二人转呗！”记得那时二人转刚解禁，有些新编的小段，这就是最初的“点播”了。

　　我太喜欢这话筒前的感觉了。春天把林间的达紫香放在话筒前，冬天把刚采的松子放在话筒前，好享受啊！

　　在这小小广播站，我是广播员、记者、编辑、技术员、站长，采编播彻底合一，我干得认真而充实。我不用说“这次节目是敬一丹播送的”，因为听众全认识，都叫我“小敬”。山林里的职工家属，大人孩子，都是听着广播过日子的，那时没有电视，广播一响，就是林海雪原唯一的动静了。知青伙伴干活儿回来，问我：“我们在山上听广播，听不出是你播的，还是省电台播的？”我暗自得意，故作平静：“是我播的。”

　　我当时十八九岁，把小小广播站办得有板有眼。局里在我们这儿开了广播工作现场会，我还一本正经介绍我是怎样办好广播的。其实，就是从心里喜欢。爱好，变成职业，那热情是不竭的，那动力是内在的，不用鼓励也会倾情投入。那小广播站是我知青生活中最让我怀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