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星球上，迁徙无处不在。 

　　从磷虾到座头鲸，不少动物耗费了生命的大部分“在路上”。每年六七月间，上百万头角马在茫茫非洲大草原上的集体奔腾，已成为经典画面。在水中，鳟鱼、大马哈鱼的迁徙是悲壮的，这些鱼类“生殖洄游”的本性，让它们不惧一路艰苦的逆流与出没的天敌；高原上，藏羚羊的迁徙是奥秘的，它们为什么每年会沿固定路线、跋涉一个多月去朝圣地般的卓乃湖边产崽，一直是个谜；天空中，蓑羽鹤的迁徙是神圣的，外表娇柔的它们竟然每年飞越珠穆朗玛峰，抵达印度北部的低地，体力透支堕入山脚者不计其数，却仍旧百折不挠。迁徙是一个关于承诺的故事,一种对于回归的承诺，这也是《迁徙的鸟》这类纪录片能感动那么多人的原因。

　　人类的迁徙又何曾轻松过！梅洁所著的《汉水大移民》去年荣膺徐迟奖，这本书的内容就像它的外表一样沉甸甸、厚朴朴，一次次对丹江口居民的家庭迁徙情况罗列铺陈，让那些看似冰冷的历史数据转眼变得鲜活：1958年丹江口大坝开工建设，到2005年丹江口大坝加高，南水北调工程中湖北共移民47万多人……这迁徙的故事，虽不比小说的文采和诗的雅致，但一场场普通人的悲欢离合早已是不须染饰的真小说。

　　放眼到全世界则更不胜枚举，每一本历史教科书都会涉及到某一民族的奔波流转，从维京、日耳曼、斯拉夫人，到走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以及原住大漠南北、最终远走欧陆的匈奴人。这些集体迁徙大多会付出很大代价，能存活下去的不是强者，就是幸运儿。不过，我们再来谈谈个体语境下的另一种迁徙，它同样会历尽艰辛，然而目的地却特别稳固地等候着你的推门而出——可简言之：“回家”。

　　西方文化里，奥德赛一直都和“回家”意象紧密相连。作为荷马史诗的一部分，《奥德赛》着重描写了主人公十年海上漂泊中最后四十天的经历：他历尽艰险后化装成乞丐返乡，终与忠贞不渝的妻子佩涅洛佩、勇敢的儿子忒勒马科斯团圆。这么一次回乡，在荷马的笔下变得五光十色、跌宕起伏，真算得文学史上的一个“经典桥段”，不过作家哈金提醒过我们：“奥德赛回去和妻子见面后，说还要走，不是说抵达就好了。”

　　相比集体迁徙途中的客观挑战，个体回家时的心理矛盾恐怕更占主导地位。如大作家乔伊斯1922年所写的《尤利西斯》（奥德赛的另一个拉丁文名字），就借助古老传说的框架，把主人公布卢姆一天18小时在都柏林的游荡比作奥德赛长达十年的海上漂泊，体现出生命个体孤独、复杂的精神状态，视角这么一换后竟也铸成不朽经典；而作曲家蒙特威尔第的《尤里西斯归乡记》说的也是回家，清唱部分很大，充满着“以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的骚动，既保守又不安现状！这与几百年之后的理查·施特劳斯遥相呼应：《堂诘诃德》的变奏十中所描写的是另一幅回家场面：兴奋、欢快的桑丘主题与堂吉诃德在木管缓慢上、失落的行进以对位方式发展，矛盾不也多于舒畅吗？

　　其实，生物群体每年的迁徙，与无数游子每年一至两次的搭车返回故土的奥德赛式归家，从本质上并无不同，都是与生俱来的本能——哪怕再难，此行不弃。无论外面有多大的惊涛骇浪，飘荡着多诱人的塞壬歌声，远行者总无比坚信：那个或有形或无形的目的地，必将见证他、她或它的重回。哈金所暗示的不错，不管是蓑羽鹤、匈奴人，还是奥德赛或者丹江口居民，我们所走过的漫漫长途，都只为有一场新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