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称董鼎山先生恩师是有道理的。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在国内上大学时，最喜欢的杂志便是《读书》。这本杂志由海内外知识分子撰稿，反思历史，介绍国外新鲜的文化知识、思想观念、风土人情，以及名人名著等。中国当时刚度过十年封闭阶段，人们亟需了解外面的世界，《读书》杂志恰逢其时为中国打开一扇窗，深得学人追捧。董先生便是这本杂志的主要撰稿人，我是读着董先生的文章睁眼看世界的。

　　何止我本人，我们这一代人都受过董先生的熏陶。中国的改革开放并非一蹴而就，任何社会变革都必须有思想准备阶段，戊戌维新成为辛亥革命的思想准备，五四运动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准备，“文革”后的三年是极为重要的思想解放阶段，不可或缺，而董鼎山先生正是这段历史的一员主将。

　　恩师未必非要手把手。章太炎被很多人视为恩师，但他并未亲授过那么多学生。当年他被袁世凯关在戒台寺，很多人偷偷跑去看他，见一面就算学生了。我和董先生的关系比这密切，我的确受过董先生的亲手教化。

　　十几年前我第一本诗集《偶然》出版，正是在董先生的指导下完成，没有董先生的鼓励就没有这本诗集。当时我常在《侨报》副刊上发表诗歌，那时副刊主编是陈楚年先生，一位学识渊博又颇具浪漫情怀的谦谦君子，是他发现了我，首先采用我的诗歌。董先生也是从副刊上读到我的文字，开始知道有我这么个初出茅庐的诗作者。

　　后来有幸认识了董先生，从《读书》到与董先生相遇，相隔十多年，我惶之恐之，与董先生一见如故。他鼓励我，陈九，你的诗歌是真诗歌，不是那些故作呻吟的散文诗之类的文字，你把诗歌结成集，我给你写序言。我激动得说不出话。当时我们在离他家不远处的小馆子吃饭，还叫了红酒。董先生那天特别高兴，让我唱《甘露寺》给他听。我唱时他还为我击节打点，完全融为一体。

　　不久我的诗集出版了，序言作者：董鼎山。那个当年经常出现在《读书》上的名字，那个曾经启蒙了一代中国年轻人的著名作家，他的名字，也出现在我的诗集上。后来呢，我经常见到董先生，聆听教诲。你说，我以恩师称之，不算附庸风雅吧，不是乱套近乎吧。如果真有人这么说，我想董先生首先不干。

　　恩师董鼎山已经年过九十。像他这样的人生，再来九十年也不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