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话剧舞台的“老年题材戏”较为密集地出现，引起人们关注——北京那边厢有《冬之旅》《枣树》《离去》等，上海这边厢有《生死遗忘》《长生》《桃姐》等。按照以往经验，“老年题材”与“票房毒药”是同义词，然而目下现状并非如此，它们显示出“老少通吃”的迹象，青年观众已然成为生力军。探究其中的种种因素，不啻为有意义的话题。

　　对于文艺创作，“某某题材”的说法并不科学。农村题材可以有大量城市戏，儿童题材可以有大量成人戏。“文学是人学”，钱谷融教授的名言，其实涵盖了文艺的本质功能。表现生动深刻的人性，才是文艺的主职，至于人物的年龄（儿童、青年、老年），环境的构成（农村、城市、边防），只是表现人性的基本元素。“元素”是丰富多元的，在城乡一体化、年龄模糊化的转型时代，若把某个元素作为标签贴在作品上，有时会削弱作品的价值。所谓的“某某题材”只能用来“姑且方便说事”，创作者评论者不能为之受囿。上述话剧的成功之处，在于表现了老年人的丰富世界，既有物理意义的世界，更有心理意义的世界。由于他们的人生是所有人的必经之路，所以剧中揭示的种种感情、思考和情怀，无疑带着普适性。这就突破了所谓“老年题材”的框架，从而有了老少通吃的可能。

　　在如今“小鲜肉当道”的时刻，聚焦老人无疑更具胆识。诚如凭影片《打工老板》获得蒙特利尔电影节影帝桂冠的姚安濂所言，现在国内的娱乐圈，尤其是影视圈，有点过于急躁，又是小鲜肉又是拼颜值，这些东西不应是艺术作品的审美取向。把颜值放到第一位，等于本末倒置了，很少人去关注戏中人物塑造得如何，以及这个戏本身怎样。姚安濂之所以愿意担纲《桃姐》中戏份不多的老李一角，正是因为他看到了这部话剧的情怀所在。和他持同样想法的老戏骨不止一两位，他们用自己到位的表演，阐释了表演艺术的真谛。与此同时，也引发了我们思考“老戏骨没戏演”的问题。在呜呜泱泱一片“白领话剧”的扎堆中，在“颜值爆棚”引领市场的喧嚣声中，中老年优秀演员几无用武之地。这是对成熟人才的极大浪费，也反衬出创作和演出机制上的弊端。

　　表演艺术家奚美娟的感触非常生动，她说现在的一些家庭伦理影视剧，就把视点放在小鲜肉身上，父母那代人几乎没有他们的生活，张母王母标注一下，连全名都没有，更遑论对人物背景的交待。也就是说，在导演和制片人眼里，中老年角色只是用作走过场的客串而已。一些很可能是荣誉殿堂里的国宝级演员，就这样沦落成“打酱油”的命运。由是，奚美娟拿国外的实例进行对比，提到女演员埃玛纽埃勒·里瓦85岁还能凭借《爱》获得奥斯卡奖提名，“这让我受到了一些触动”。岂止是“一些触动”，我是受到“很大触动”的：浩如烟海的大千世界，无数题材能够直击心灵，何以浅薄到只关注“小鲜肉”？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消费主体”？其实消费群体是需要细分的，有效锁定任何一个阶层或职业，都有可能获得可观的收益，何况还有老少通吃的“合家欢”。假如今天的文化娱乐市场堕落到“越脑残越疯狂”的境地，那是时代的悲哀。

　　就上海话剧中心而言，他们此番密集聚焦老年形象，不但让尘封的老戏骨有了施展才华的舞台，还让青年演员深切感受老一辈的艺术风范。从更广的角度看，也让我们看到“题材决定论”的荒谬。如果不能塑造好鲜活的人物，不能讲述好感人的故事，不能表现出深刻的情怀，即便满台都是“小鲜肉”，满台都是“豪华配置”，又能有多少胜算？无论你聚焦哪个年龄，哪个职业，哪个环境，艺术的本质是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就话剧而言，它不单有娱乐作用，还肩负着民族启蒙和启智的启迪功能，如何让这种艺术形式发挥最大效用，无疑值得不断探索。而上述话剧的成功上演，至少让我们提振信心。著名导演王晓鹰回忆说，《离去》在北京演出时，不单票房好，而且很多观众退场时是哭着走的，一个电影导演回去后躲在一个没人的角落哭了一个多小时。他的感触是，“老年戏”有没有观众，“在于创作者如何理解、反映老人的世界，如果越过生老病死的具体问题，触到生命感受的深处去，就不会没有观众。”这句话里暗含着普适意义——越过具体，触到深处，就不再被人看作是纯粹的“某某题材”，而是对“人”的成功塑造。是“人性”打动了观众，而不是老年、青年、童年，抑或工人、农民、知识分子。

　　所以，文艺界从业人员不要将“老年题材”视之为“畏途”。只要你有足够的诚意和情怀，加上专业水准，它照样可以达至“全家欢”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