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姚远编剧，田水导演，吕梁、贺坪等主演的话剧《将军行》近日于安福路首演。“行”是一种古诗歌体，叙事、抒情和说理皆能，篇幅、语言与格律自由。这剧名，自然使人想起李白的短歌《将军行》，更联想起他在《侠客行》中对豪杰的歌颂，杜甫《兵车行》对战乱的描绘，白居易《琵琶行》对世事命运的慨叹。话剧《将军行》兼具三者况味，却呈现了不同的意味——一位失败的英雄成了胜利的英雄，一场不义的战争成了大义的战争，而“天涯沦落人”则成了“功成身退人”。

　　《将军行》演绎战国末期，秦王嬴政不纳老将王翦之言，只以二十万兵攻楚而致大败。嬴政向王翦当面认错，重新启用王翦并允其率举国军力出征；却担心王翦萌生异心，将其妹丹阳公主下嫁王翦，既作笼络，又为监视。君王的疑虑、同僚的弹劾、亲人的安危、战事的成败……层层重压之下，王翦以无比的忠诚、智慧和勇敢，完成了秦帝国的统一大业，也实现了自己的完美人生，与丹阳公主携手并肩，身退于一片金黄色的田园美景之间。朴质的导演风格，阳刚的演员表演，加上粗犷凝重的舞美，为观众营造出特定的战国历史与三秦地域空间。

　　同为姚远创作的历史剧，观众不免想起二十年前首演的《商鞅》——况且该剧在今年上半年刚又演过。与《商鞅》孤独和决绝到水火不容的大悲剧相比，《将军行》的人物性格冲突与戏剧矛盾虽也激烈，但底色是互相理解、彼此成全的和缓与和暖。大概因为主角不是文官而是武将，人物对话的理趣与机锋较少，更多的是意在言外、心照不宣，需要观众自行补白。不过，这两部剧都体现出通贯的创作旨归，即着力探究历史的真相、人性的真相，将时代的大变迁中关键人物的人性优劣揭示出来，将历史进步与时代发展的内在逻辑揭示出来，催促当代人从中取得感悟、作出反思。无论何时何地，以史为鉴、以人为本都是必须却又难得的，因而是可贵的。想必观众看了《将军行》，不但可以发现自己，更可以发现别人，当忠诚被怀疑、智慧被质疑、勇气被猜疑，谁就成了王翦。许多时候，当发自肺腑的真话也被当做了虚伪的谎言，既难以辨别更无法解释，惟有做到坚持自己、同时理解别人——只有坚持自己才能真正实现自己，只有理解别人才能真正成全别人。这是话剧《将军行》从古人故事中提炼出来的当代意涵。正如姚远希望的那样，历史剧若能真正将历史与人生完美结合起来，便能做到“不过时”。《商鞅》显然是做到了，《将军行》能做到吗？能作答的，惟有时间。

　　“以史为鉴”是众多历史剧创作者的共识。由于对创作中的“史”和现实里的“鉴”以及相互关系的理解，可谓见仁见智，因而在实践中也是各显其识、各尽其能。其中有偏重叙事的，也有偏重诗化的；有偏重史实的，也有偏重虚构的，比如郑怀兴主张将“古事”与“今情”相结合，魏明伦主张将“真实的事件”与“虚构的主角”相结合，卢昂则主张将“历史精神”与“现代精神”相结合等等。姚远独到的历史剧观，也可以追溯到他二十多年前创作《商鞅》之时。他在1996年10月2日的《新民晚报》上发表了《商鞅》的编剧手记，认为在今人面前，历史好比“一面打碎了的镜子”，它们“散落在地，闪闪发亮”。当代人所要做的，是“小心地看着它们、拾起它们，将它们拼成一面镜子”。由此，姚远得出了“用自己的观点来有根有据地阐述历史”的历史剧观，显现出偏重理性、揭示真相的重型风格。在《商鞅》里，除姬娘是虚构的外，都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但他们被史书记录在案的言行，被编剧运用“自己的观点”加以选择性的呈现，孰多孰少、孰轻孰重，都在戏剧思维的掌控中。王翦的史载仅区区千字，历来评论不多，可供拼成戏剧这面镜子的“碎片”甚少。于是，姚远不惜部分放弃“有根有据”，用自己的观点虚构了“公主下嫁”等情节，并为李斯、赵高虚构了不少言行，其中大部分可以理解甚至会心一笑的。然而生硬处毕竟存在，如同剧中人物文白交替的对话那样令人感到突兀。生硬所导致的结果，不是“重”而是“轻”。尤其是过分放大了青年嬴政的不安与疑虑，使其雄才大略被刻薄小气所遮盖。表面看来，此举增强了人物矛盾与戏剧冲突，但实际上对作为一代名将的王翦，无论人格定位还是气质塑造上，都产生了明显的负面作用，得不偿失。退一步说，这在历史上很有可能是真实的，但恰恰是当代人所不能接受的。看来站在历史与人生的交汇处，也得注意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