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翁闿运先生对我来说是幸运的。当时文联领导储大泓先生几次对我讲要见翁先生一面，我从书协的张静芳口中得到翁先生的电话。但是翁先生住得远，年纪又大，趁文联有艺术家聚会，翁先生便在被邀请之列，小车接了他来。当时能获邀出席的，都是那些现在称为大师的。他来的早，文联办公室的便让他在休息室待一会，等大家一起到文艺会堂去开会时，翁先生就在最前，这时他很高兴，我叫祖忠人拍下了镜头。

　　我曾听谢稚柳先生对我讲，翁先生学问好。但似乎不太为人知，他房子住的小，职称也不高。不过当时文汇报的“笔会”上常能见到翁先生的短文，只有三百来字，讲的碑文的考据，十分可读。

　　那时交通太不方便，从文联去翁先生家，得花不少时间。每次我回到家里，已是满天星斗。翁先生健谈，他对我讲，平时可以谈话的人少啊。满台子上都是文稿，桌旁是他的书法。翁先生见我如此虔诚，很高兴，取出他收藏的古帖，许多历代的碑帖拓本翁先生在前面都有考据的文字。谢稚柳先生告诉我，曾有一幅古画鉴定不清，送到翁先生处，翁先生讲文字是那个朝代的，这幅古画的鉴定结果就定下了，可见翁先生的学识。想想也有道理，没有这么好的学问，当时怎么会受聘于中国画院呢。

　　出口成古诗是翁先生的绝招，用他特有的方言吟出。他还对我谈起与周振甫等先生交往的故事。与他同代交往的都是大学问家，他的话有关学术，我只听懂一半，他时常会重复解释，“你常来。”他喜欢讨论学术问题。

　　我记录了翁先生的不少谈话，但是他的家实在太远，后来又搬了新居，更远，我去了几次后只好改为通信，他给我来信，还是谈他的考据、诗文，反而不太讲书法的事。他那时已经九十了，还做学问不断，翁先生一生好学的态度一直影响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