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材料》是笔者早先在上海旧书铺淘到的一本旧书，这本书的全称是《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详尽地记载了日军细菌战部队所犯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的诸多细节。

　　《审判材料》是侵华日军细菌战的历史罪证

　　这本书到我手上时，硬纸封面已有磨损，书名繁体字迹褪色严重；内页纸张也已泛黄，但不缺页；全书共583页，封面下端有“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 一九五○年·莫斯科”字样。里面扉页几乎就是封面的复制；全书没有版权页，没有印数，也没有定价，只是在扉页背面注明：“本版《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系按一九五○年莫斯科国立政治书籍出版局刊印原版译出。”由此看来，这本《审判材料》应该属于非公开出版的内部资料。

　　《审判材料》详细记录了1949年12月，在前苏联伯力城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公开审判和判决前日本关东军总司令陆军大将山田乙三、关东军医务处长军医中将尾冢隆二、第731细菌部队生产部长少将川岛清等12名战犯的全过程；披露了日本细菌战部队用中国人进行活体试验的滔天罪恶。此间担任审判长和审判员的，分别是前苏联少将法官契尔科特夫与上校法官伊里尼茨基、中校法官沃罗比耶夫。担任国家公诉人的，是前苏联三级国家法律顾问斯米尔诺夫。各被告均有律师作辩护人。

　　《审判材料》一书由序言、预审文件（包括起诉书、被告与证人供词、文件证据）、被告和证人在法庭上的供词（包括各被告、各证人受审经过）、检验委员会结论、国家公诉人的演词、各辩护人的演词（包括各被告最后陈述）、军事法庭判决书等组成。由此可见，《审判材料》是一份极具分量和档案属性的有关侵华日军细菌战的历史罪证。其中“起诉书”指出：“帝国主义日本的当权集团，同希特勒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一起结成罪恶阴谋联盟，曾策划、发动并进行侵略战争反对各爱好和平国家人民，以期和希特勒德国共同建立世界统治。”“这些侵略战争的目的，就是要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即建立一个由日本统治的殖民地国家。此种力求用强力掠夺日本邻近诸爱好和平国家广大领土以期建立这样一个殖民地国家的事实，也就表明日本帝国主义者怀有极端强烈的扩张意图。”

　　“起诉书”还提到，“本案预审结果业已查明：日本帝国主义者在策划和准备其反苏和反其他国家的侵略战争时，为达到其目的，曾立意大规模地使用，并且在局部上已经使用过细菌战武器这种大批歼灭人命的罪恶工具。”接下来，“起诉书”就列数日军建立特种部队准备和进行细菌战的详细经过。“预审结果查明，在占领满洲后不久，日军参谋本部和日本陆军省就在满洲境内建立了一个细菌实验所，并将其划归日本关东军建制内。该实验所系由日本著名细菌战思想家，以后晋升为军医中将的石井四郎主持。实验所中专门研究用烈性传染病菌进行攻势细菌战方法。”

　　对此，前日军军医少将，此次被审判的12名被告之一川岛清供述：自1935至1936年间，“已由日本参谋本部和陆军省按照天皇裕仁诸次密令在满洲境内成立有两个用来准备和进行细菌战的极端秘密部队活动”。这两支秘密部队，一个就是以石井实验所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另一个是“关东军兽疫预防部”。1941年，“当希特勒德国开始进犯苏联后，这两个机关就用番号秘密称为‘第七三一部队’和‘第一○○部队’”。前者由石井四郎领导，后者由兽医少将若松主持。这两支部队都配足有细菌学专家；工作人员中许多是由日本最著名细菌学家指导的科学技术人员。其中臭名昭著的第731部队就有成员3000人，细菌战部队的巨大规模程度，由此可见一斑。而日本统帅部则拨巨款提供给这两支部队制造细菌战武器。

　　“起诉书”还提到，“为了展开七三一部队的活动，特于一九三九年间在距离哈尔滨二十公里远的平房站一带，建成了一座大军用市镇，其中设有许多实验室和办事室，储存有大量原料品。市镇周围划定了一个禁区，以资严守秘密。预审材料证实，731部队第一部专为进行细菌战来研究和培养鼠疫菌、霍乱菌、坏疽菌、炭疽热菌、伤寒菌、副伤寒菌及其他病菌，以便在细菌战中使用。该部队还有自己的航空队，并在安达车站附近设立有一个特种打靶场”。安达车站这个在中国并不为大多数人知晓的地方，却证据确凿地留下了日军细菌战部队犯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正是在这里，日军细菌战部队拿中国老百姓活体进行罪恶的炭疽实验。我们也许还记得十多年前一度令美国民众人心惶惶的“炭疽邮包”事件，当时美国不少政府部门曾收到恐怖分子寄达的带有炭疽粉末的邮包，一时间“炭疽”病毒名传天下，令人闻之色变。从网上得知，日本细菌战部队很可能就是世界上最早研制炭疽病毒的，那时的炭疽称为“第一代”，现在则已超过“第八代”了。据《审判材料》中12名被告之一，曾担任第731部队驻吴城第673支队长的西俊英供述，他曾遵照第731部队长的命令，“特于1945年1月间到离哈尔滨146公里的安达站去过。我在那里亲眼看见过在第二部部长碇常重及科学工作员二木两人指导下进行传染炭疽症细菌实验的情况。当时10名犯人都被绑在木柱上，头部用铁帽盖住，躯体用铁板盖住，只有臀部是光着的。在约100公尺远的地方，用电流把一颗破弹片炸裂去实行传染。所有这10个人光着的部分都受了伤。实验结束后，这10个人被装到一辆特备汽车上送回监狱。以后我曾向碇常重和二木问及实验结果，他们回答说，这10个人都因染上炭疽症而死掉了”。

　　12名被告之一，原关东军总司令陆军大将山田乙三供述，日军使用细菌武器，主要有通过飞机散布细菌、投掷细菌弹，以及进行军事破坏几种途径。他们在前线和敌后大量散布染有鼠疫、霍乱、伤寒、鼻疽、炭疽热及其他烈性传染病的致命细菌，用一切可能的办法传染到居民区、蓄水池、水井、庄稼地和牲畜群，目的就是想借以造成瘟疫，让千百万人死亡。在施行这样的罪恶时，他们丝毫不会去顾及，如此暴虐的行径，不仅对交战国居民，即使是对中立国，也会造成极大的危害。

　　更残忍的是，为了检验细菌武器杀生作用究竟如何，日军细菌战部队还有系统地和大规模地用活人来进行惨无人道的罪恶实验。预审材料证实，日军细菌战部队拿活人来做罪恶的实验，最后将这些人残酷杀害，都是经过日本关东军总司令认可并同意的。对此山田乙三自己也承认并作如下供述：“我……曾准许人们去进行此种实验，因而我在事实上也就是批准了强行杀害那些都是由我所管辖的关东宪兵队机关和各日本军事团送去受实验的中国人、俄国人和满洲本地人……”

　　而作为证人受讯的古都，在供述所实施的罪恶时，讲得更为具体：“……大约在一九四三年初，我奉第七三一部队第一部长官田部井命令，初次参加对该部队监狱犯人做传染伤寒病的实验。我预先准备了一公升投有伤寒病菌的甜水，然后把这一公升甜水用普通水冲淡，就分给约五十名中国犯人喝了，据我所记得的，他们都是战俘，其中只有几个人事先受过预防伤寒病的注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