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直言不讳地指出，严重的雾霾已带有环境危机特征。一些城市实施控煤、控车、控油、治污等措施，确有必要，但一味采用车辆限行限购、工厂停工停产等简单化行政手段进行治理，容易引发社会矛盾，且治标不治本。

　　“节电节水，在我国实际上就是节煤降污，就是抑制和减少雾霾。”贾康大声呼吁。他说，在国民经济中基础能源这一命脉层面“从煤到电”的产业链上，存在的问题除了严重的价格形成机制扭曲，还有居民助长粗放式、挥霍式增长模式和消费习惯。以北京为例，改革开放初期至今，民用电价格上涨2倍多一点，但同期百姓居家过日子所需的西红柿、黄瓜、大白菜等蔬菜，价格涨了百倍以上。什么值得精打细算，什么可以忽略不计，不是再清楚不过了吗？

　　贾康建议，下一阶段有必要从资源税改革切入，逼迫电力价格和电力部门系统化改革，进而引发新一轮税价财联动改革。他的观点是，通过改革，以经济杠杆手段为主，让市场力量发挥作用，把低效、落后、过剩的产能挤出去，引来绿色、低碳、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升级版”，带来蓝天碧水和清新空气。

　　他认为，新一轮税价财配套改革的一大关键，是抓住时机推出将资源税“从量”变“从价”机制覆盖到煤炭的改革。这将有望进一步理顺我国基础能源比价关系，形成有规范性和可预期性的经济调节手段为主的制度体系与运行机制。

　　“这将促使全中国现6000万个以上的市场主体和近14亿居民，内生积极主动地节能降耗。”他说，企业会千方百计开发有利于节能降耗的技术和产品，家庭和个人会注重低碳化生活。“政府应做之事，第一是掌握力度，使大多数企业可以继续发展，少数企业被淘汰出局；第二及时适度地提高低保标准，使最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水平不下降，中等收入阶层自觉调整消费习惯，趋向低碳化生活。”　

　　首席记者  谈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