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一条常熟市服装作坊雇佣童工的新闻备受舆论关注，媒体报道提及童工在工厂的生活，显示童工人身受到约束，其遭遇让人唏嘘。在这样一个时代，居然还存在“买卖童工”的现象，这是舆论普遍的反应。最初很多媒体评论也表达了这种惊讶的姿态，顺着这样的思路，批评者大多要求展开问责，常熟官方也很快做出反应，回应外界关切。不过很快舆论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有批评者开始站在童工及其家庭的角度思考童工现象，对“拯救”童工抱有复杂的态度。

　　在同情者的眼中，童工是不幸的，这种同情既有现实的考量——的确，很多童工工作辛苦，而且可能还要遭受各种严苛的约束——另外更重要的是，法律对童工现象一直保持高压态势，所以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很少有工厂愿意冒法律风险雇佣童工，过去鲜有媒体报道关注童工现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人们的印象。于是，反对雇佣童工在今天成为一种主流声音，这是一种美好的情怀和愿望，它是未成年保护领域的“政治正确”，但如果只是简单地反对，就成了一种粗暴的批评，因为并没有看到现象之外的东西。

　　法律只负责保护，但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在保护之外，关于童工现象产生的逻辑以及社会背景，法律并不会涉及，而这恰恰是问题的关键。有心人如果真正要保护这一群体，就必须梳理其中的关系。在最近有关“买卖童工”问题批评的另一种声音中，大多提到这样一个事实，即童工家庭普遍贫困，加上未接受多少教育，为了家庭生计，孩子很小便外出务工。这种选择不是源自雇佣者的教唆，而是迫于现实的无奈选择，“对于孩子所在的家庭，听闻有渠道能够找到一份工作，赚钱补贴家用，这是一件好事。”据云南《春城晚报》报道，每年都有很多云南人经中介介绍到常熟工作，仅去年就有6000人，其中很多是未成年人。可见，童工是普遍现象，只是它一直未受到主流舆论的关注。

　　不少批评者都表达了这样一种担忧，即在查处雇佣童工现象后，如果只是把这些孩子送回家乡，问题并没有解决，一旦得不到很好的教育，他们很可能重新返回常熟。这并非反对政府查处雇佣童工现象，而是理性审视现象背后的复杂现实，“雇佣童工是一种非法行为，但却符合市场的规律，政府监管越严格，童工的待遇也就越糟糕。”其实，很多有关保护弱者的法律都存在这样的困境，对于被保护者而言，目前的保护机制并不适合他们，因为没有契合他们的现实需求，所谓保护，只是一种姿态，批评者在重申一种时代价值，但并未洞察到问题的根源。

　　《人民日报》最近也开始关注舆论对于“买卖童工”现象的两种声音，主张把对童工的同情化为帮助，是的，童工需要被保护，但更需要的是获得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