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很难

　　当上世纪80年代的打工潮席卷大半个中国时，仁多玛还是一个遍地牛羊的藏族小村庄。很多人排着队向金钱作揖时，这里的队伍只朝向寺庙和佛堂。当地人遵照草木枯荣的历法过日子，现代化生活中的“朝九晚五”离他们很远。

　　在工厂，一些工人手里的活计还未完成，撂下就出门喂牛。拾粪、挤奶、打酥油，在牧民眼里，可比织围巾重要。肉价上涨、建筑工地招工，都吸引着员工不告而别。需要加班时，有人嘟囔着“利用我们挣钱”，甩手不干。这位美国老板握着国际订单，哭笑不得。

　　生活中的挑战一样让德清“头痛”。工厂里有公共厕所，员工仍习惯露天解决。即使厂里新建了淋浴房，也少有人使用。

　　“处在贫困中的人很难去关注教育、卫生、秩序，只有帮牧民提升收入，生活改善了，才可以去想其他。”德清试图用商业手段为牧民带来稳定收入。

　　仁多玛的CBD

　　工厂位于村子西头，四间厂房顶着藏式门头，看上去和村庄里的藏族人家别无二致。车间里，牦牛绒在光柱里飞舞，纺锤像钟摆一样晃动。墙上贴着英文、藏文双语工作表格，考勤表贴在门上，所有人的手机在工作时间集中保管。除了机杼声，没人闲聊，与城市里井然有序的现代化工厂相比毫不逊色。照片上的十世班禅大师，微笑地注视着机器轰鸣的小作坊。

　　几千元的月薪，让工厂变成创造财富的中心。有生意头脑的牧民把附近的民宅改建成商铺和饭馆。这些售卖生活用品的店铺，以面片汤、炒面为招牌的饭馆，汇聚成仁多玛的CBD。

　　这天中午一点，工厂门口的货车被团团围住。从合作市赶来的车主打开麻袋，售卖年货。不到半小时，车上近一半货物被买走。“就这里卖得好，别的村不这样。”车主快速点着手里的钱。

　　过去，仁多玛的常态和其他地方一样——一年到头，把牦牛送往屠宰场换钱，然后“消费一次、挨过一年”。

　　有了稳定的收入，员工开始关注自己的外貌，有人在下班后悄悄躲进淋浴房冲澡。为了鼓励这些勇于尝试的人，德清立下“每位员工一周至少洗一次澡”的规矩，害羞的藏族女性不再担心丢脸。

　　尊重传统文化

　　辞掉工作去工地揽活的村民，常挨不过用工淡季。回归牧场的员工，总在进行牦牛交易时提醒自己犯了杀生大忌。不需要背井离乡就可以丰衣足食的安全感，让村民怀念起“靠围巾赚来的干净钱”。对于要求重新上岗的牧民来说，遵守规则变得顺理成章。但为了尊重传统文化，德清也按照藏历节日给他们放假。

　　“他们在改变，我也在改变。我的女儿看起来就和这里的孩子一样，是与藏地联系最紧密的血脉。”德清放下手里的相机，脱掉靴子翻身上炕，抓起一块酥油泡进奶茶里，熟练地把糌粑捏成小块送进嘴里。她用当地土话和牧民交谈，鼓励他们把更多的藏族元素带来拍摄现场。

　　牧民拉来正吃草的牦牛，码好刚割下的青稞，巴洛克风格的桌椅就摆在牛粪砌成的墙前。镜头前，降央卓玛坐在欧式椅子上逗弄小羊。她身后挂着一排牦牛绒围巾，僧袍红、苔藓黄、天空蓝，都是藏地原生的色彩。

　　“这看起来真疯狂，既传统又现代。”德清不停按动快门，“但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毫无违和感。”

　　解放男尊女卑观念

　　这个用围巾连接仁多玛和国际时尚圈的女子，也希望缩短这个小村庄与世界的距离。

　　她在工厂组织“女孩之夜”，从美国请来志愿者培训英语、瑜伽和篮球。两个标准篮球架从工厂旁边的草丛里拔地而起，德清想“解放”男尊女卑观念里的藏族姑娘。

　　“女孩也能打篮球？”去年夏天正式组建女子篮球队时，许多姑娘害羞地后退了好几步。在仁多玛村，“抛头露面的事只有男人能做”。

　　“我都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起初，降央卓玛推脱着，羞得脸红。在合作市读过中专的才让吉鼓励大家，“在城里女孩一样能打篮球”。

　　刚开始训练的那几天，“好像全村的人都涌来了”，这些姑娘连投篮都不敢抬头。

　　从美国来的女志愿者没有催促她们，只是在村民的围观里一个接一个投篮，旁若无人般击掌、欢呼、大笑。“后来即使人群里有人对我们指指点点，大家也放得开了。”才让吉轻轻比划了一个投篮的动作，又害羞地捂了一下嘴。

　　这条围巾为仁多玛村带来世界各地的订货商、设计师和志愿者。在这高原之上，藏族女孩的羞涩渐渐褪去，她们敢用英语向客人问好，教客人享受糌粑和酥油茶搭配的藏式传统早餐，也学会了制作喷香的面包。

　　更多的人，与这条围巾连接在一起。

　　看到从工厂走出来的女人有很大变化，新婚的妻子央求丈夫让她去工厂上班。“她们有工作、能挣钱、会打扮、爱干净，还很勇敢。”

　　“不用靠杀牛羊，靠我自己的双手就能赚钱养家。”牧民家的女儿也准备加入工厂，挣“干干净净的钱”。

　　“我只是创造了一个环境，然后一切就自然发生了。”太阳落山了，德清结束了近7个小时的拍摄，向村庄走去。远处，只有这座围巾工厂灯火通明。

　　摘自《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