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打造诺奖实验室和孵化器

　　问：你因研究“真核生物转录的分子基础”而荣获2006年诺贝尔化学奖。能聊聊这项研究及其现实意义吗？

　　科恩伯格：真核生物是有细胞核的生物，如动植物。真核生物如果想应用存储在基因里的信息，必须先将信息备份并传送至细胞外层，细胞再利用这些信息生产蛋白质，这个备份过程叫“转录”。

　　我所揭示的转录过程，在医学上具有基础性作用。癌症、心脏病等疾病，都与这一过程发生紊乱有关。充分理解转录，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干细胞，寻找治病良方。未来，我们可能利用人类胚胎干细胞修补受损的组织和器官，治疗多种疾病。目前已有一些相关疗法和药物处于开发、试验或应用阶段，今后还会有更多。

　　问：除了举办“滴水湖论坛”，你对上海还有哪些期待？

　　科恩伯格：我们想借这次论坛的东风，在上海打造诺贝尔奖科学家的实验室和孵化器，关注相关的产业应用研究和技术转化，从而把全球众多高端科研人才和资源引进上海，实现更多科研成果转化，促进科技创新发展。

　　一些诺奖科学家的最新研究有望成长为年产值百亿千亿美元的科技产业，这些庞大产业的研发和应用转化环节，期待在上海收获卓有成效的合作。借助各方共同努力，希望不仅能解决诺贝尔科学家“最后一公里”科技转化的难题，还能吸引全球科创精英来上海创业就业。通过参与由诺奖科学家主导的前沿科技合作项目，很有希望在中国发现并培养一批年轻科研人才。 

　　问：上海正在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你有何寄语？

　　科恩伯格：我的老朋友、我们协会的创始科学家之一迈克尔·莱维特上个月接受了上海市领导的会见。他告诉我，上海为各类人才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提供了全方位的服务和保障。

　　我1989年第一次来上海，此后来过多次，对这里的飞速发展印象深刻。上海充满活力和魅力，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方面拥有独特优势。科技是社会进步的主要源泉，很高兴看到上海对科创的重视和支持，今天的发布会就是一个重要里程碑。我愿意邀请更多诺奖科学家来上海，共同探索合作，提供国际视角，帮助上海科创中心建设不断迈向深入。

　　人才是一座城市最重要的资源，期待上海进一步打开大门，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吸引更多高端人才。科学技术的进步，从来不是靠一个单独国家能推动的，需要更多国家合作。相信我们协会与上海的一系列合作，将对科研、对社会、对中国乃至全人类发展作出贡献。

　　问：年轻人在科学研究中扮演什么角色？

　　科恩伯格：科学发现的引擎，经常由年轻人驱动。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是在二三十岁时做出的，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是四五十岁时做的，但其实没有我20多岁时做的研究那么富有原创性。要解决更多科研难题，我们需要新知识，尤其需要年轻人的创造力。在上海，我希望与更多思维活跃、朝气蓬勃、充满创新精神的年轻人交流合作，也希望这里的年轻人能获得更多机会和资源。投资年轻人，就是投资未来。

　　问：关于培养创新人才，你有何建议？

　　科恩伯格：不要设置太多条条框框，要让年轻人得到自由发展的机会。同时要耐心等待，一些科研项目可能需要坚持许多年才能有突破。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下去，出乎意料的重要成果也许就会出现。

　　阿达·约纳特 以色列科学家，1939年出生，1968年在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获博士学位，1970年到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工作，并组建以色列第一个蛋白晶体学实验室。1988年至今担任魏茨曼科学研究所结构生物学系教授。2009年获诺贝尔化学奖，是1965年以来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女性

　　齐聚滴水湖畔，感受科创的幸福

　　问：你因“核糖体结构和功能”研究获得2009年诺贝尔化学奖，能聊聊这项研究及其现实意义吗？

　　约纳特：细菌有一种“求生本能”，在抗生素的反复影响下可获得抗药性。抗药性问题属于世界难题，据世界银行预测，到2050年，它可能造成全球经济衰退3.8%。目前，约40%临床有效的抗生素通过抑制核糖体的某些特定结构来杀灭细菌。核糖体是细胞的蛋白质“合成车间”，如果能阻止细菌核糖体的正常工作，就能阻止细菌生长。我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核糖体结构和功能，希望通过科研不断增加抗生素的有效性和针对性。相关研究成果可用于研发新的抗生素，帮助减轻病痛、拯救生命。

　　问：获得诺贝尔奖，是你人生中最激动的时刻吗？

　　约纳特：获得诺奖当然激动，但我人生中最激动的时刻，是研究取得突破性成果的时候。我研究核糖体20多年，一直有人泼冷水。历经多年辛苦，总算成功，那一刻真是欣喜若狂。比起得奖，我更享受科学研究本身的快乐。在学界，保持进步比是否获奖更重要。

　　居里夫人是我童年的偶像，不仅是因为她的科研水平特别厉害，而是我从故事书中读到，她努力坚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并最终取得成功，让童年的我很受鼓舞。

　　问：以色列诞生了很多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有哪些成功秘诀值得上海借鉴？

　　约纳特：以色列的科研协作程度很高，我们非常注重团队合作，而不是竞争。以色列还特别鼓励创新，科学家们时常会产生大胆甚至疯狂的设想。在有些国家也许很快会被扼杀，但以色列有很包容的环境，允许他们生根发芽，直到取得成功。

　　我1986年第一次来上海，一共来过十多次，这座城市30多年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现代科学领域，也出现了许多创新，而不是简单重复。上海现在非常鼓励科技创新，拥有比较宽松的科研环境。我对上海科研工作者的勤奋和聪明印象深刻，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双方合作的美好未来。让我们携手努力，为中国及全世界人民的健康和福祉做出贡献。

　　问：对于即将在上海举办的“全球诺贝尔奖科学家论坛”有哪些期待？

　　约纳特：我和罗杰是多年好友，不仅因为都喜欢化学，还因为对科学抱有同样态度——相信科学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就像每当我发现核糖体的研究新成果能改进抗生素，能治愈更多疾病，就感觉很幸福。我希望有更多科学家能齐聚上海，共同感受科创的幸福。

　　好奇心和求知欲是科学发展的动力。“滴水湖论坛”将探讨新技术对生活的影响、探索未来科学合作的新模式和人类生命的奥秘，研究这些问题会给我们很大启发，令人期待。

　　上海在发展生物医药产业方面有很多优势和潜力，如果能找到双方都感兴趣的科研课题，我非常愿意与上海同行合作，比如共同开发新型抗生素药物。我还认识一些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虽然还没获得诺贝尔奖，但项目很好，你们欢迎吗？   首席记者 曹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