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不确定的原则

　　从西班牙回到英国后我就试着联系史蒂芬，但这样的努力似乎没有任何成果。听他母亲说，他已经回到了剑桥，而且身体状况非常糟糕。我自己也忙着离开家，前往伦敦开辟我人生的新篇章，接下来的几周以及接下来的秋天，韦斯特菲尔德学院和伦敦彻底占据了我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音乐会、戏剧、芭蕾舞挤占了我的全部时间。

　　一天，我和朋友们乘坐在伦敦的地铁上，我们看到报纸上刊登了美国肯尼迪总统被暗杀的消息。差不多同时，1963年11月，我再次得到了史蒂芬的消息。他将来伦敦看牙医，他邀请我一起去看歌剧。这当然比那些迎新舞会更加值得期待。

　　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我在哈雷街与史蒂芬碰面。他的舅舅拉塞尔·科尔在这里开了间牙医诊所。史蒂芬走路不稳，如果我们要去远一点的地方，不得不花钱乘坐出租车。奇怪的是，他的步态越来越蹒跚，观念却越来越特立独行。我们一起参观了距哈雷街不远的华勒斯典藏馆后，又准备去摄政街上找吃的。走到十字路口时，史蒂芬摔倒了。在路人的帮助下我把他扶了起来，然后我就一直搀扶着他，他浑身都在发抖。我们叫了一辆出租车，前往萨德勒威尔斯剧院。

　　我们看的是《漂泊的荷兰人》。故事中的荷兰船长受到魔鬼的诅咒，必须在海上漂泊，直到一个真心爱他并愿意为他付出生命的女子的出现。我意识到史蒂芬或许认为自己与那位荷兰船长有相似之处，我似乎也可以理解他那种不要命的开车模式。那辆轿车就是他的“飞翔的荷兰人”号。他同样也在搜寻着解救和出口，然而却没人可以给出答案。

　　那个夜晚之后，我意识到我应该多了解一下史蒂芬所患疾病。我拜访了几位学医的朋友，也到好几家跟神经疾病相关的慈善机构咨询，然而却一无所获。

　　在圣诞节和新年之间的那段日子，我给史蒂芬打了电话。他当时正要和家人一起去伦敦看话剧。史蒂芬立刻问我是否愿意下周与他和他的父亲一块儿去另一个剧院看话剧——约翰·施特劳斯的著作《玫瑰骑士》。话剧看来是霍金一家最爱的休闲方式，我则刚刚开始接触这种艺术形式。接下来的那个学期，史蒂芬似乎有用不完的话剧门票。他经常跑到伦敦，带我去科文特花园或萨德勒威尔斯剧院。我曾建议去看芭蕾，但这个提议遭到了史蒂芬的嘲笑。他称看芭蕾太浪费时间，而且音乐就没有震撼力。

　　史蒂芬经常来伦敦，要么是为了看牙医，要么就是来参加讨论会。而我在周末时也越来越多地往剑桥那边跑。尽管我们互相都渴望着见到对方，但每次见面后总是失望而归。因为史蒂芬的这不治之症，他没办法进行一个长期的关系自然的感情生活。也许他追求的只是一次激情的相遇。而当时的社会风气保守拘谨，我这样天真的女孩根本不敢想象这样昙花一现的关系。

　　感情观上的对立使我们的关系变得紧张，我回到伦敦时往往眼里带着苦恼的泪水，而史蒂芬肯定觉得我这么专门跑过去跟他提这些事情无疑是在伤口上撒盐。他很少谈及自己的情感和想法，对自己的疾病更是闭口不提。我为了不伤害他，常常会自己猜测他的心情。然而这一做法并不明智，这也是我们无法正常交流的本质。

　　那个冬天晚些时候我又在哈雷街上遇到他了，他刚刚看完医生回来。“情况如何呀？”我问道。他无奈地笑了笑，说：“医生叫我不用再来了，因为他也不知道该做点什么才好。”回到韦斯特菲尔德，我越是沉陷于感情中，心态也变得越来越困惑。

　　那年4月，韦斯特菲尔德学院的西班牙语学生们被集体送往西班牙，参加安排在巴伦西亚大学的夏季课程。但到了那里才发现那个课程根本不存在，我们唯一能找到的不过是当地大学里提供的一些简单的西语莎士比亚文学课程。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回国时一定要拿到一份出勤表。所以我们去了一堂课，课堂上正在讨论麦克白的作品，我们对此完全没有兴趣。我们之前在学校已把莎士比亚学了个底朝天，如今我可不希望继续重复这个过程，更别说还是西班牙语授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