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今天，距1949年10月1日《义勇军进行曲》在天安门广场响彻云霄、传遍中华，已有整整69年了。《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如同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号角，它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在抗日救国的战场上前仆后继、冲锋陷阵，最终赢得了民族的解放和独立。 

　　共产党 义勇军运动主心骨

　　“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共中央迅速发表宣言，激励全民族抗日风云。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前夕，中共江苏省委策划成立的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组建民众反日会义勇军。淞沪抗战打响后，民众反日义勇军活跃于前线，积极配合十九路军作战。中共中央随后发表的斗争纲领继续强烈倡导“民众自动武装起来”。席卷全国的义勇军运动，对当时东北的抗日武装坚持战斗给予声援，同时又予物资、人力方面的大力支持，对其统一名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也有着积极的影响。

　　1934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下，以上海反帝大同盟、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工会联合会等为组织基础，经宋庆龄、何香凝等联合发起，在上海组织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由宋庆龄任主席，何香凝、马相伯、李杜、胡汉民等为委员。该会制定简章，拟于上海设总会，各地设分会，以自动武装民众进行抗日斗争。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义勇军运动的主心骨，并由此影响相关文化领域的创作。 

　　抗日救国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

　　日本侵略者不仅用坚船利炮侵略中国，还发动了“电影战”，通过舆论美化侵略。对此，中国左翼电影运动及时回应，特别是《风云儿女》的投拍，为主题歌的创作提供了契机。

　　据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一处处长吴海勇介绍，“一·二八”淞沪抗战硝烟平息后，中国共产党人抓住契机进入电影界，左翼电影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风云儿女》由田汉创作故事梗概，夏衍接手电影文学剧本的编写。田汉原想把主题歌写得很长，最终只写成一节6行小诗，却是字字跃动时代的脉搏。”吴海勇说，“聂耳主动抢去谱曲的任务。他在谱曲过程中对歌词作了更多的修改，以求词曲的璧合。1933年初，聂耳加入中国共产党，田汉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入党仪式的监誓人是夏衍。孙师毅、许幸之、司徒慧敏对歌词的完善乃至定名《义勇军进行曲》也分别作出各自的贡献”。 

　　海外传唱 从银幕走向战场

　　新中国尚未诞生时，《义勇军进行曲》已在抗战烽火中从银幕走向战场，甚至在二战的部分盟国中也广泛传播，具有了国际影响力：陶行知先生从欧洲回国经过埃及时，在金字塔下听到有人唱《义勇军进行曲》；梁思成先生在美国讲学时，听到有人在街上吹口哨，吹的正是这支歌；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普希金诞辰150周年大会上，保罗·罗伯逊再次用汉语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

　　《义勇军进行曲》被翻译成不同语言，在苏联、法国、捷克等地灌录成唱片，歌名大多被翻译为《起来！》（CHEE LAI!）。

　　据田汉儿子田申回忆，抗日战争期间，田汉收到过来自美国的稿费——美国黑人歌王保罗·罗伯逊在纽约听到《义勇军进行曲》后，非常喜爱，不仅用英语四处演唱，还用汉语灌录了唱片，取名《起来！》。寄给田汉的钱，便是这张唱片的稿费。

　　专家点评

　　唱出时代的最强音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凝结着抗战岁月的风云激荡。它以决绝勇毅的态度、悲慨雄健的歌词、激昂流利的旋律，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进而指引中国人民去战取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为此，《义勇军进行曲》众望所归地成为新中国的国歌。

　　且不论中国共产党对义勇军运动的引领，左翼电影运动托举了《风云儿女》的摄制，单是就田汉、夏衍、孙师毅、聂耳等人的接力创作而论，便可见证站在时代前沿的共产党人对提振民族精神所付出的卓有成效的努力。 吴海勇（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