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 姜

　　七岁那年上小学，班主任很年轻，刚从师范毕业，像个大姐姐。不知为什么，大姐姐对我高看一眼，第一学期就让我当班长，任务是上课前叫一声“起立”，同学们站起来道一声“老师好”！老师走到讲台前答一声“同学们好，坐下”便开始上课。只是到二年级时，大姐姐老师调走了，我的班长生涯也就结束了。

　　小时候的我有点调皮，是那种“闷皮”，上课不专心爱做小动作，老是受批评。作业也不认真，潦潦草草、马马虎虎，偶尔还要开个“红灯”（不及格）。记得有一次放学后约几个男生到人民广场踢五人小足球，球是抽水马桶的浮球，球门一左一右用两个书包替代。玩疯了，书包都忘了带回家，为此挨了一顿胖揍。如此糊里糊涂地过了六年。

　　1966年小学毕业，就近分配进了中学。中学三年多数时间在家里，好容易等到复课了，复课也是闹革命。到了1969年，学校将我们疏散到郊区，说是下乡劳动，实为战备需要。一去便是半年，回到上海就算是初中毕业了。

　　1970年6月我告别了学校成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战士，所谓战士不穿军装，所谓兵团其实是农村。据说去农村这个广阔天地是为“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对大多数人而言，泥巴倒是滚了几年，心却始终没有练红。

　　“九一三”事件以后，中学开始复课，大学开始招生。对于广阔天地的知识青年来说，谁有机会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就等于跳了龙门。当然，即便在“革命”的年代，这种好事也是很难轮到平头百姓的。曾经有个张铁生，交张白卷上了大学，那是例外，因此不敢奢望，只怪自己没有个好爹妈。七七年恢复高考，大家凭本事，我们这批被称为“文盲加流氓”的六九届只有一声叹息了。

　　到了1979年，在农村挣扎十年，几乎已经绝望的知青闹将起来。托改革开放的福，“让孩子们回来吧，” 邓小平老人家金口一开，我便随着大流回到了上海。第一件事当然是找单位了，第二件事就是找书读了。找单位是为生计，找书读是为圆梦。于是白天上班，晚上念书，念的是职工业余大学。风里来，雨里去，如此四年，混得一张夜大文凭。有心栽花花不红、无意栽柳柳成行。就是这张羞于示人的业余大专文凭居然送我走到退休终于没有被下岗。用现在的话来说叫“性价比”，还算可以。

　　曾经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一记者提问：看了你的简历，是在职大专，这些年很多人都在不停地提高学历，你为什么还是20年前的大专？我说：你问我学历，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好，也有人说不好。说我好的，认为我这个人还老实。说我不好的，觉得怎么让一个“低学历者”来当领导？我是1953年出生的，后来到农村，回城后一边工作一边读夜大，现在的年轻人不理解，我们夜大是一个星期两个半天，两个晚上，读了四年。这是一代人的命运，当然自己也不努力，就落后了。

　　很羡慕别人参加校庆、参加校友会，我的小学被拆迁了，中学被拆迁了，夜大也被合并了，如今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三无产品”。听别人说起，上名校，又说，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想想人生是长跑，其实胜负在终点，并不在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