讷亲是清代雍正、乾隆两朝重臣，出生于世代为官的显赫家族。雍正朝时他曾任御前大臣。因为人秉直刚正，办事勤谨慎重，乾隆即位后对他格外赏识，讷亲不仅得授军机大臣，还可以随时入大内面陈皇帝。

　　讷亲的清廉还影响到下属。他负责吏部事务时，同样清廉的吏部尚书甘汝来，不幸在工作中猝死。讷亲亲自护送甘汝来遗体回家。到了甘家，有一老妪正在缝制衣服，讷亲以为老妪是奴婢，便请她“传语夫人，相公暴薨于署矣”。不料老妪闻言惊问：“汝为谁？”讷亲讲明了来意。他话音刚落，只见“老妇汪然大泣，始知即（甘）夫人也。”说话间讷亲询问甘夫人，家中可有余款？甘夫人答：有。说罢便拿出一个袋子，从中拿出八两银，说：“此志书馆月课俸也。俸本十六金，相公俭，计日以用，此所余半月费也。”原来甘尚书每月只以自己在志书馆的讲课费十六两银作日常开销，现在还剩半月开支八两银，其节俭可见一斑。讷亲听了，不由感动得掉下眼泪，“代以衣衾殓之，归奏于上”。乾隆看了上奏，也很感动，即拨一千两白银，下谕让内务府负责办理甘尚书的丧事。此后，讷亲还与另一名朝廷命官孙嘉淦一起，查实总河朱藻“诈欺贪虐”罪，将其革职、流放；并受乾隆委托，视察河南、江苏、安徽和山东等省行营伍，果然发现不少严重问题，皆如实汇报，引起乾隆警觉。讷亲还上奏反映，各省督抚司道州县等各级地方官吏，“惟从簿书钱谷为事”，却对“户口贫富、土地肥瘠、物产丰啬、民情向背、风俗美恶，以及山川原隰、桥梁道路，皆漫置不省”。直接批评地方官员乱作为或不作为。并建议各级地方官要把了解民情以及自己为官政绩、计划要层层上报，做到下情上达，以形成“崇实效、去虚文、饬吏治、厚民生”的局面。此建议得到乾隆首肯，“下部议行”。

　　不知是否出于出身优越，以及年纪轻轻就跻身中央高层，且得到重用。总之时间一长，讷亲渐渐自命不凡，好颐指气使，以致“遇事每多溪刻、罔顾大体，故耆宿公卿，多怀隐忌”。这其实即是“迷失”自己的一种征兆。有人上疏乾隆告讷亲状。但此时乾隆只看到讷亲为官“清介持躬”，不贪赃枉法，不拉帮结伙，而且“其居第巨獒缚扉侧，绝无车马迹”。你看，讷亲把自家的狗也拴得很紧，以免吓着人伤着人；因为不喜欢结交达官贵人，他家门口也从来不会停有那些人的马车。如此乾隆自然不会责难讷亲。

　　其时由于川陕总督张广泗在金川屡打败仗，损兵折将。乾隆不顾讷亲既不谙军事，体质又弱，于1748年授权讷亲赴川主持军务。此为乾隆在知人善任上的“迷失”。果然，讷亲履新后“自恃其才，蔑视广泗”；后者亦“轻讷不知兵，而事权出己上，阳奉而忮之”。于是便见讷亲上任后，不作任何调查，下令官军须于三日内攻克几处大金川土司的据点。结果非但进攻受挫，还搭上总兵任举和参将买国良的性命。讷亲锐气大减，再“不敢自出一令”。后来只能处处仰承张广泗鼻息行事。讷、张联名上奏乾隆呈报战况，只言进攻受阻，不说官兵损失惨重；还提出筑碉株守的所谓“以碉逼碉”、“与敌共险”战术，请求乾隆派兵增援。结果被乾隆斥为谬议。下谕指出，“大兵聚久，变患易生”，责令讷亲要“因时度势，以进为止”。讷亲知道自己的软肋，故没有奉旨行事，而是倚仗张广泗与敌对峙，他自己则“躲避帐房中，遥为指示，人争笑之，故军威日损”。直至后来与敌交战，讷亲带头、官军跟着“望风溃散”。导致最后与张广泗一样下场：论斩。曾以廉洁奉公为人称道的官员讷亲就这样死了。他的死，初时固然和乾隆罔顾知人善任有关，但真正让讷亲罹祸的，不正是源于他在自知之明上的“迷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