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慧敏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上海的住房困难可能在全国不数一也数二了。那时候的上海人常常被上海以外的人们嘲笑精于算计，原因之一大概缘于在蜗居中照样可以“螺蛳壳里做道场”吧？虽然当年几乎没有房屋买卖这一说，但改善居住条件又是许多人家的“刚性需求”，于是，换房子成了一种途径。

　　我家也是这支换房大军中的一员，只是房子看了无数，成功率为零。我们住在愚园路近江苏路，属于新里结构。听父母说这房子是他们用几条“小黄鱼”向二房东“顶进”来的。在这幢三层楼房里，二房东住在二楼三楼，我们住一楼。前后两间一共40平方米，再加上底楼的优势：房前有个小花园，屋后有个小天井，一家3口住得挺宽敞。

　　我们和二房东相安无事地住了十几年，没想到就在某一天的下午，楼梯突然“噼里啪啦”地响个不停，大门外多了不少看热闹的邻居，而走廊里堆满了旧家具和包袱，还有好几个陌生人上上下下地在搬东西……邻居告诉我二楼前间被人抢了。这场风波还没消停几天，后间又被另一家占领了，整个二楼一下子多出11个大人和小孩，原来我们两家合用的卫生间现在整天弥漫着一股味道，而厨房里也塞进了煤球炉。

　　居住格局被破坏了，我父母萌发了换个环境的想法。一段时间，我们吃过晚饭便行动：我妈在煤气灶上捣糨糊，我把“蓝印纸”覆盖在32开大小的纸上抄写自家情况及换房要求，然后父亲骑车带我趁着夜色在电线杆上贴换房广告，顺便也看别人的招贴，有合适房源赶紧抄下联系方式。

　　不过，招贴的方式很短命，隔天再去看，要么被覆盖住了，要么被撕走了，接着新一轮的捣糨糊、抄写、张贴，周而复始。相比之下，每个星期天复兴中路上的黑石公寓大门口有个自发的换房市场，有需求的都会去那里寻找机会，命中率挺高的。这情景有点像人民公园的“相亲角”，大家面对面地谈条件要比在电线杆上贴广告来得直接，谈得拢的当场就去对方家看房子了。

　　换房的过程称得上艰难又曲折，当时有一句戏言：“调房子比找对象难。”找对象是一对一、你情我愿的事情，而换房子面对的是双方家庭全体成员，只要有1人投反对票便被全盘否定了。

　　我家曾和中山公园附近的一家人谈妥了换房的事，谁知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这家的二儿子死活不同意，使得两家的努力打了水漂。后来才知他家有只3平方米的大壁橱单独给二儿子搭了铺，要是搬到我家，他就没这个特权了。

　　还有一次我家和兴国路上的一家人兴冲冲地去房管所办理换房手续，工作人员说这个地段属于特级地区，不是随便谁想进就能进的。当时我父亲属于被审查对象，跨不进那个“门槛”啊。

　　尽管没换成房子，但回忆起当年的故事仍然回味十足。上海人在换房中的智慧绝对令人佩服，“三调”“四调”不稀奇，我甚至于听父母说有人因为无房结婚，硬是靠着“七调”才有了婚房。想想，光是七户人家来来回回地看房，这个工程就有多纷繁复杂，这么活络的头脑使我联想起水中游刃有余的鱼儿。

　　换房，是当年民间自发改善住房的一种办法，倘若今天能赋予它时代的特色，除了买房和租房，这也不失为一种实用的改善居住的方法，这个空间或许也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