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三十余年，我仍记得初识梓翁夫子的情景，那是在南京西路新落成的上海美术馆底楼画廊，我遇见乡前辈吕少春与一位老者在购买国画颜料，吕老介绍我们认识，只说他是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刚参加完友人画展的开幕式，正准备一同回杨浦的家，我建议去对面的“海燕西餐社”共进午餐，老人称“开销太大”婉拒了我的好意，仅留了个同济的联系电话，我护送两人挤上了37路公交车。

　　再见梓翁是在他家。先父受母校“苏南工专”校友之托，恳请陈从周为筹划中的会刊写诗作画，才知梓翁1951年曾在沧浪亭畔的苏南工业专门学校土木建筑专业兼过副教授，课余又踏遍姑苏各处园林，实地参与古建筑勘查与维修，锱铢积累数年后写成专著《苏州园林》。那时我供职的单位也在杨浦，先父知我认识梓翁，故叫我去送“征稿函”，在一个炎热的下午，我骑自行车进入同济新村，一连兜了几个圈子都没找见门牌，问了一位居民后总算在一排水杉荫翳的“邨字楼”找到了347号，叩开底层栅栏门，梓翁的儿子陈丰招呼我进门，那是我见他仅有的一面，不久便赴美留学，1987年末传来噩耗，丰哥在洛杉矶一餐厅打工，被一墨西哥无赖所刺，赍志而殁。

　　梓翁穿着汗衫背心从“梓室”走出，在小客厅里坐定，我赶忙请安，取出带来的香烟老酒呈上，他摇着蒲扇笑呵呵地说：“赤诚相见！赤诚相见！香烟可以留下，老酒带回去吧。”我答：“知道你是绍兴人，专门去买了一甏绍兴花雕。”“怎么知道的？”“你画儿里有方‘我与阿Q同乡’的闲章。”“哈哈哈哈！”爽朗的笑声在“梓室”回荡，“绍兴酒专门卖给外地人吃嘀，自己吃掉拿啥赚钞票！坐下！坐下！你的话里带浙江口音，哪里人儿？”我笑嘻嘻用绍兴话回答：“勿是噢，常州人。”他面露喜色：“噢！是毗陵，那里有座‘天宁寺’，还有梵呗唱诵侬晓得口伐？”“梵呗真的勿晓得。”“考考侬，常州出过多少名人？”我脱口而出：“诗人有黄仲则、孙星衍、洪亮吉、谢玉岑……画家有恽南田、刘海粟、谢稚柳……还有一个陆小曼。”“侬还晓得陆小曼？”其实我来陈家前预先做了功课，知道陈从周与小曼有姻亲戚谊的，他的夫人蒋定是徐志摩的表妹。接着我们聊的话题完全转向志摩与小曼，包括梓翁当年因编撰《徐志摩年谱》被下放到皖南，以及竭力保存小曼的遗物等义举，聊了近两小时，总之，后来我对摩曼会产生浓厚兴趣，这情结与志摩这位表妹夫分不开的。天色将晩我准备离开，梓翁进“梓室”取出一本《说园》送给我留念。

　　最后一次见到梓翁则是1989年国庆后，我正忙着张罗结婚，新房倒离梓翁住处不远，想起梓老有诗“老夫卖文羞卖画，丹青只把结缘看”，就跑去求张画来挂挂，进门之后我明显感觉梓翁已失去往日的健谈与活力，丧妻失子不啻是压垮自称“老运动员”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在最后的岁月中试图以佛陀慰藉心灵，寻求解脱。我无言以对，梓翁简要问了下我原先擘画的徐陆专题收藏，我说进展顺利，只是缺少志摩的照片，梓翁点点头，走进挂着叶圣陶篆书的“梓室”中翻找了一会，递给我一只同济的大信封和一叠画好的单片说：“志摩的照片残了，小曼留下的遗物，修下或许能用，画是现成的，你挑一张吧。”我一眼相中那张拳石兰竹，题跋更好：“兰言竹笑石点头”，这时梓翁脸上方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眼火（眼力）不错。”谢过了梓翁，惟有欣喜！不可名状。

　　环顾四周，夺我眼球的竟是一张“明轩”的照片，这是1978年梓翁为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设计的中式庭院，曾在海外引起轰动，蜚声世界，他也被美国人誉为“中国园林之父”，由此认识了建筑大师贝聿铭，引为知己，而梓翁独子陈丰恰恰是接受贝聿铭奖学金才赴美留学，这或许是梓翁暮年难以解开的心结之一。我告别梓翁，他执意要送，我赶紧阻拦，梓翁摆摆手说道：“我出去吃根香烟。” 

　　梓翁早年从事文史，研习绘画，山水、花鸟俱佳。后由李秋君之介拜张大千为师，1948年在沪首开画展，我珍藏着梓翁早年的工笔折枝茶花，尚未脱乃师窠臼，但窥一斑而知其功力，而晩年所赠拳石兰竹，或可视作文人画的最后绝唱。

　　谨以此文纪念陈从周先生诞辰一百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