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下令将全部绝密档案转移

　　吴石向陈诚提出：“暂移福州。进则返京容易，退则转台便捷。”他这一巧妙的折中建议理由实在，外人是看不出名堂的，很快被采纳。1948年12月下旬，“国防部史政局”专门组成遣送小组，自南京押运机要档案500余箱，以军用专列先送上海，再由联勤总部征用的“东南”号海轮转载南下。1949年元旦，这批机要档案运抵福州马尾港，租用民船盘驳到福州台江码头，继以货车、肩抬接运至于山，保存在戚公祠大殿内。为确保安全，全副武装的警卫日夜守护于殿门内外。转眼到了5月，解放军百万雄师挥戈南下，当局电促其将存榕档案速运台湾。这时，吴石心里正盘算如何将机要档案留给即将到来的新中国，以“军运紧，调船难”为借口，以百余箱参考资料、军事图书权充绝密档案，列为第一批，派小组中的两名外省籍组员率警卫先行押运去台。事后证明：这种颠倒绝密与非绝密两类档案、资料发运顺序的做法，的确有效拖延了时间。在第一批档案启运后半个月左右，解放军以破竹之势越浙、赣直逼闽北。为防范焚毁，6月上旬的一天，吴石下令将全部绝密档案转移到仓前山麦园路福建省研究院书库藏匿。当时，他即密谕绥靖公署第四处少将处长傅为翘，派军车、士兵经彻夜抢运，于翌晨黎明前完成，并向好友、研究院院长黄觉民作了交代。吴石携家眷赴台前，召集部下作了简明而严肃的面示：须尽职留榕，保护档案，一切按黄觉民院长意图办事。据说，吴石在台湾回答丢失“末次资料”的诘问是：“飞机太小了，放不下。”

　　那么，这些机要档案包含什么内容？有哪些价值？

　　几个世纪以来，日本一直是对中国最有兴趣的国家，明治晚期政府官员后藤新平曾经说过，在引进重大的改革之前，有必要对社会制度进行彻底的研究，从而把殖民统治的费用和困难减少到最小。1907年，后藤新平成为“南满铁路株式会社”董事长之后，邀请了民法专家冈松三太郎对辽东和南满铁路南段的一些县进行调查，这一传统被日本其他的情报机构继承下来。稍迟几年，北京东城栖凤楼七号，一个日本驻华情报机构“末次研究所”开始运作，负责人是末次政太郎。“末次研究所”的成果是被简称为“末次资料”的《日本“末次研究所”剪报资料》，它的主要来源是自1912-1940年7月这段时间内的中文、英文及日文报纸，总计有50多种报纸。这部资料共有755辑，15万多篇，约2.2亿字。这些报纸立场各不相同，因此，其资料具有较丰富的历史现场感。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缴获此部资料，认定其极有价值，又组织人员续编了两年。因此，该资料基本覆盖中国近代史的全部时段。

　　这批资料被吴石截留到福州后，曾引起时任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章振乾和历史学家傅衣凌的关注。章振乾在一篇回忆中写道：“1949年三四月间，当时我和文史组组长傅衣凌、政治组组长管长墉先生得知，吴石从南京运来从日本军方缴获的重要军政资料一批，有意争取把最有价值的留下。吴石的态度相当明朗。经过商量，吴石同意将《末次情报资料》以寄存的名义交给我们保管。”

　　这批资料随后移藏厦门大学。20世纪60年代，“末次资料”和另外的重要资料一度移至福建长汀县。“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文革小组”曾下令封存“末次资料”。

　　“末次资料”在厦大图书馆一放就是40来年。1984年，“末次资料”被专家鉴定为孤本珍贵文献；1985年，美国俄亥俄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华伟博士愿花一万美元复制一套。直到1993年，华东地区高校图书馆馆长会议召开时，当时的厦大图书馆负责人带领会议代表参观“末次资料”。杭州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智仁开始为“末次资料”的影印出版奔走，后得到老先生季啸风与沈友益的积极回应。最后，由厦门大学图书馆、杭州大学图书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东亚古籍研究所合力于1997年8月影印出版“末次资料”，书名定为《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副标题为“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前后历时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