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9年普利兹克奖建立以来，这个“建筑学界的诺贝尔奖”的名单上，多是丹下健三、扎哈·哈迪德、安藤忠雄这样造就了众多经典地标性建筑的明星设计师，而亚历杭德罗·阿拉维纳虽然也为高校进行建筑设计，也同时接受商业项目，但对于更多的人来说，他最大的成就，莫过于参与的一系列社会性项目。从智利城市中的贫民，到地震灾后无家可归的难民，再到如今纷纷涌向欧洲的难民潮——用亚历杭德罗·阿拉维纳自己的话说，“社会项目其实是最不有趣的设计项目。”它与稀缺的资源、糟糕的环境休戚相关，而建筑的意义，也在这样的语境下不断被挑战、重写。

　　今年1月13日，新一届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奖人选揭晓，亚历杭德罗·阿拉维纳成为智利历史上首位获得建筑界“诺贝尔奖”的建筑师。在得知自己获得了今年普利兹克建筑奖之后，智利建筑师亚历杭德罗·阿拉维纳显得很是惊奇。今年48岁，这位任教哈佛，并在2009年到2015年间担任普利兹克奖评审团成员的建筑师坦言：“我太清楚评审团之间争论的焦点是什么，对我来说，我从没想过自己能获得普利兹克奖。”

　　显然，今年的评审团对亚历杭德罗·阿拉维纳颇为赞赏，他们惊叹于他首倡的协作方式设计创造了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建筑作品，同时也回应了21世纪的重要挑战。他的建造工程让弱势阶层获得了经济机会，缓和了自然灾害的恶劣影响，降低了能源消耗，并提供了令人舒适的公共空间。富于创新和感召力的他为我们示范了最好的建筑能够怎样改善人们的生活。

　　建筑的意义在于生活本身

　　即使后来金塔蒙罗伊住宅项目(Quinta Monroy houses)已经成为了世界范围内解决贫民窟问题的一大经典标杆，如今再回头看，亚历杭德罗·阿拉维纳依旧感叹，当时的自己从未想过，这个项目会如此引发全球性的影响。简单的框架、水泥墙面、窄小的居住面积、尚待进一步规划和修建的空间……这些看似尚未完工的设计，被称为“半宅”——那些大量未确定的空间，是建筑师特意留出，让居住其中的居民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以自己的方式来自主规划、定义和建造自己的另一半住宅。

　　“在那个时候，社会性的住宅项目可以说是最不有趣的项目之一。”建筑师解释道。2004年，当亚历杭德罗·阿拉维纳和团队刚刚开始着手这个项目时，并未意识到，依靠政府补贴的有限资源来完成贫民窟的改造，会是怎样一种挑战。当时智利政府给予每户7500美元的补贴，但对于要改善住宅来说，这一点资源无疑杯水车薪。

　　按照拉美的（或者是说大多数人选择的）常规处理方式，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降低成本的方式无非降低质量，或是将选址从地价高昂的城中心搬到较为便宜的城郊。作为建筑师，亚历杭德罗·阿拉维纳决然不会选择降低建筑质量，而搬至城郊，无疑又将这些居民推入了新的困境——远离城市也意味着远离了城市提供的各类资源、设施和机会。而住宅又将成为将居民束缚在此处的新的贫民窟。

　　“在智利，每年都会有大量的补贴，但是当我们回首时，这些补贴的趋势却是，用以制造那种看上去像汽车一样的房子。它们的价值随时间流逝而降低，而它们又在缺乏资源和服务的城市边缘。”亚历杭德罗·阿拉维纳说，“环境很差，城市布局不好，没有系统的结构和规划。”在亚历杭德罗·阿拉维纳看来，他设计的住宅“并不是仅仅是遮风避雨的屋檐，而是能够帮助人们摆脱贫困的工具。”与其说亚历杭德罗·阿拉维纳是在提供关于建筑的解决方案，不如说，他其实是在以建筑的语言和逻辑，探讨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如何以设计来改善人们的生活。在这样的情况下，“半宅”应运而生。而半宅的理念，也正是亚历杭德罗·阿拉维纳和他的团队一直以来对于建筑的理解和思考。

　　“建筑、自然、尝试……所有力量需要转化为一种形式。”在一次演讲中，亚历杭德罗·阿拉维纳说“最终我们打造的不是水泥、砖块或木材，而是生活本身。”而一堵墙与另一堵墙之间的空间，“可以使一个家庭的生活变成一个天堂。”

　　建筑的力量在于融合

　　和很多蜚声国际的同行相比，亚历杭德罗·阿拉维纳的建筑更多地是在以自己的方式解答问题。“有的建筑师确实提出了超前的问题。我们接受的训练，让建筑师可以有选择地聆听——我们听到的都是我们想听到的。”他坦言，这让他感到焦虑，“如果你在一个既有的问题上毫无准备，那你会对最终设计的质量失去掌控。你当然可以只从艺术的角度来考量自己的作品，但建筑远不仅如此。”——正如贫民窟的改造项目第一次抛到他眼前时，感到的困难和棘手，“还有其他许多问题在其中：功能、环境、政策因素、社会因素。”

　　“然而从这个角度来说，无法全然掌控可能是好事。”而实际上，建筑也并不会陷入混乱之中。“其实有非常具体的设计的考量，例如，空隙的大小，或者用墙壁建造而不是仅仅用框架。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平衡与制约，但实现自我运作，而不进入一个混乱的环境。这是一个非常精确的设计操作。你所建造出来的，也正是你不建造的。”

　　“我们仍在不断调整适应。在这个星球上还有十亿人需要住房。我们必须完善体系，让这些家庭可以拥有达到中产阶级生活的潜力。但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没有足够的时间或是足够的资源来做所有的事情。”所以，对于建筑师而言，如何创造一个放开的系统，可以调整自身适应现实，不仅满足家庭生活的多样性，也适应文化的多样性，或许就成为了建筑的意义之一。

　　在面临着种种苦难和困境的当下，建筑师能做的，或者远比制造一个地标性建筑更为重要。而纵观近年来的普利兹克奖得主，无论是2014年的坂茂还是2015年的奥托，他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来处理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建筑不仅仅是构筑生存空间和公共空间，也“不仅是对稀缺性的反应。即使我们有足够的资金，它也会是一个合适的解决办法。”

　　2010年，地震和海啸袭击了智利，亚历杭德罗·阿拉维纳和团队应邀参与孔斯蒂图西翁市的重建工作。除了绿屋这样既可以可供灾民紧急避难，又可以长期居住的建筑项目外，他们还参与了震后的总体规划和救援行动。而值得注意的是，亚历杭德罗·阿拉维纳也是2016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总监。在本届双年展中，他以“来自前线的报告”为题策展，一以贯之地将稀缺的资源、严酷的环境和人的生活本身的矛盾置于公众的视野之中。

　　亚历杭德罗·阿拉维纳谈及自己在瑞典面对难民潮时的复杂心情。“前不久我在瑞典，他们每周收到10000名移民。这要求我们必须提供新的答案。我真的认为，危机是一个机会，我们应该准备应对。”“世界上有超过一百万名建筑师，而我们可以提供更多的解决方案和更多的建议，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些限制不只是预算的限制、建筑的逻辑、政治框架和政策，都是这个方程的一部分。”

　　而亚历杭德罗·阿拉维纳显然对建筑的力量充满希望。“如果建筑有任何力量，那这一定是融合的力量。所有这些力量，最终可以在设计中融合发挥。我们不必成为政策制定者或经济学家，而可以用设计师的方式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