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五原路上的中学

　　五原路原来叫赵主教路，当时这里是法租界，解放后改了名，取了内蒙古的一个县名。五原路是我的中学所在地，中学里我学会了游泳，做了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横渡黄浦江。

　　五原路这条马路很短，不通公共汽车，从头到尾只要走15分钟。五原路的西面大多数是洋房，宋庆龄创办的中国福利基金会以及《儿童时代》的编辑部就在那里。东面从常熟路开始，那里大都是里弄房子，靠街面的房子充满了市井气、那里有杂货店、酱油店、老虎灶、木匠铺，米面店，沿街排开。

　　东面有一个中华圣公会救主堂，教堂小而安静，那是一栋6层的楼房。大跃进时教堂的底层建起了里弄托儿所，我妹妹小时候就在那里上托儿所，我每天要接她回家。她穿着黄色灯心绒外衣，抿着小嘴，从里面高兴地奔跑出来，从口袋里掏出糖果对我说：“姐姐这是我的糖，给你吃。”这是她每天下午的点心，两块饼干和一颗糖。一般小朋友都吃光的，妹妹把糖果省下来，藏在小口袋里给我吃，现在想起我仍然很感动。在那个年代，一般人家没有多余的钱买糖果给孩子吃，这是很奢侈的零食。

　　上世纪50年代初，过了托儿所马路，两边就是一个很大的露天菜场。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的寒冬腊月，我心血来潮地对妈妈说：“我要去买菜。”妈妈说：“啥人小姑娘嘎早去买菜？”我说：“我去看看，白相相。”我认为小菜场很好玩，因为喜欢吃，所以菜场对我来说，是个诱惑。

　　于是一个人凌晨去排队买菜，看到阿姨们用一个砖头、破篮子等一些小东西放在地上，再到一个地方放一样东西。她们都互相认识，和熟悉的人说一声，再去别的地方排队。

　　而我什么东西也没有带，也不知道这里的“潜规则”和买菜诀窍，只好老老实实地排队，排了一个小时买了几斤青菜，再去一个地方排队，买了豆腐，回到家里，脸冻得红扑扑的，双手也冻僵了，可是感到很自豪，因为自己能为父母分担家务了，好像自己成大人了。

　　后来考上了五原中学，每天上学都要经过热闹的菜场，从菜场上可以看到典型的上海市井风俗，那里有各式各样的上海小市民，我很喜欢看热闹，上海人叫“轧闹忙”。那时候的上海人也是很讲文明和谦让的，看见脚不好的残疾人来了，大家主动让他插队先买。

　　记得那时候的大黄鱼很多，上海人对鱼不是很稀奇，对肉、豆制品类很感兴趣，谁家买了排骨炖油豆腐，一定会盛一小碗送给好邻居。

　　乌鲁木齐路，情景完全不一样，它像大家闺秀，许多老洋房藏在高大的梧桐树后面。别看这条小小的马路，它有着特殊的地理位置，闹中取静，有些高雅。漫画家张乐平、昆剧大师俞振兴、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张发奎、著名交响乐指挥家陈传熙、抗日名将郑洞国、著名爱国实业家包达三等很多名人，都曾在此居住过。

　　原来我想考淮海中学，当一名为国争光的运动员，没有想到考上了五原中学。五原中学不是重点中学，还不如黎明中学名声响，素来就有“大黎明、小五原”的称号。可是不管别人怎么称呼它，戴着五原中学的校徽也觉得很自豪。

　　班里有几位高干子弟住在五原路西面的一所新楼盘里，新盖的大楼让我们很羡慕。 上世纪50年代除了洋房、老公寓房，新盖的房子不多，这里家家有卫生间、煤气和客厅。

　　在五原中学短短的一年多，我学会了游泳，在进中学的第二年就横渡了黄浦江，后来游泳一直是我健身的一项活动和特长。

　　一年级，我到常熟游泳池去学习游泳，第二年夏天就到上海跳水池里去游泳。有一次，觉得在浅水池里游得不痛快，就朝深水池游去，没想到脚一滑，还没有来得及叫，一下子就沉到了水底下去，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到救生员将我救起，我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等了半天才清醒过来。一起去的同学告诉我说：“你突然不见了，沉到水里去了，在挣扎，还好我看见了，就叫救生员来了。”

　　虽然有过这一次的险情，但我还是很喜欢游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