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美国特朗普政府视中国为竞争者、对手对华政策作出重大调整，给中美关系带来重大冲击。

　　对华政策调整

　　首先是全面竞争。政治上，既要阻止中国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和地区秩序，又要提防中国对美国社会“渗透”。经济上，既要解决贸易不平衡和中国市场开放问题，又要阻止中国在科技领域进步，还要改变中国的产业政策。安全上，既要应对中国军事力量的上升，又要抑制中国在地缘战略上的拓展。

　　其次是脱钩。为防止美国高科技流向中国，要推动中美在技术上脱钩，为此采取一系列措施，如迫使中国改变对外资的相关政策，限制中国对美投资，禁止中国学生、学者赴美学习敏感技术专业和在美从事科研活动。为减少美国国防工业对华依赖带来的风险，推动中美在产业链上部分脱钩，美国政府还让美国国防承包商迁出在华生产基地。

　　第三是限制。随着美国对华政策基调从接触向竞争转换，美国将对中国施加越来越多的限制，或者为了防范所谓中国的“政治渗透”而限制中国媒体和文化机构（孔子学院、基金会）在美国的活动，或者为了报复中国的相关政策而限制中国公民获得赴美签证、限制中国外交官在美行动等。

　　第四是施压。针对所谓中国企业或个人侵犯美国知识产权、从事网络商业间谍活动、违反美国相关政策（如对伊朗、朝鲜制裁令）的行为，或采取司法行动，或进行制裁，或直接向中国政府施压。

　　团队风格不一

　　除了政策上的调整外，特朗普团队的行事风格也是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

　　特朗普注重短期收益，缺乏长远眼光和大局观，偏好非常规的思维逻辑和极端行为方式。团队内在对华问题上分成五派：一是以特朗普和白宫经济顾问纳瓦罗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关心的是对华贸易逆差；二是以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为代表的战略保护主义者，关心的是防止中国获得美国的高技术（特别是半导体技术）；三是以财长姆努钦为代表的金融利益派，关心的是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四是国家安全鹰派，包括副总统彭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博尔顿，关心的是开展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并试图遏制中国；五是以国防部长马蒂斯为代表的国家安全稳健派，既在中国军事现代化、南海、台湾问题上对华施压，同时又避免引起严重冲突，危及双边关系稳定。

　　各派之间既竞争又合作，而特朗普既缺乏对政策过程的全面掌控能力，又希望利用各派相互牵制，并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决定取舍，由此导致政策混乱和相互矛盾。

　　当前形势严峻

　　当前中美关系出现严峻的形势。

　　首先是中美结构性矛盾突出，既有力量对比的矛盾（美国要保持老大地位，防止被中国赶上和超越）、利益分配的矛盾（美国认为中国在现有国际经济体系中获得了巨大的好处，对美国不公平），又有政治经济体制的矛盾、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矛盾。

　　其次是两国关系模式转型，从合作与竞争并存模式转换到竞争主导型模式。奥巴马时期两国关系中的合作和竞争都在上升，现在则是合作面缩小、合作动力下降，而竞争领域扩大、竞争力度大幅上升。

　　第三是双边关系缩水。今年以来，随着贸易战硝烟弥漫，中美外交互动、经贸往来、人文交流都呈现下降趋势。特朗普执政后双方启动的四大对话机制今年仅举行了外交与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与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三个机制停摆，许多其他双边磋商机制也无法运作。由于美国加大政策限制，中国对美投资大幅下跌，降至2010年来最低点。美国在人文交流方面踩刹车，甚至开倒车，一些与中国的合作项目被终止，美国高等教育机构正在有选择地对中国学生、学者关上大门。长期以来，经贸关系和人文交流被认为是中美关系的重要基础，虽然两国政治关系起起伏伏，但经贸和人文纽带仍在不断扩展，而当下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正在严重削弱这两大支柱。

　　在中美迎来建交40周年之际，这一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正经历重大转型。中美两国是要开始新冷战，还是要跌入“修昔底德陷阱”，抑或走向全面或部分脱钩？没有现成的答案，一切取决于双方的作为。中美关系的走向不仅事关两国人民的福祉，也关系21世纪的世界和平与稳定，对中国来说还关乎中华民族复兴大业。我们要有战略勇气，敢于斗争，坚定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也要充分发挥智慧，善于引导和塑造对美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