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中国人眼里,“儒学”并不是一个陌生词汇,但对儒学的理解却不尽相同,有人说它是关于心性的中国哲学,也有人说它是中国几千年思想意识形态的主要源头,更有人将它视为中国人特有的思想价值观念。被打上“中国烙印”的儒学,真的这般“保守”?诞生之初究竟承载着怎样的理想和智慧?被看做缺乏普适性的它,又如何影响乃至拯救世界?
3月11日晚,复旦大学举办了题为“儒学拯救世界”的讲座,没想到竟然令邯郸校区3108教室座无虚席。主讲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政治哲学研究专家白彤东更是传奇人物,本科在北京大学攻读了核物理专业,硕士阶段就弃理从文,转投北大科学哲学专业,博士毕业于美国波士顿大学哲学系。白彤东以简明精到的语言,深度解析了儒学在当代世界背景下的含义与作用,精彩独到、发人深省。他曾在一篇博文中写道:“‘儒学拯救世界’,这不是预测,而是期望;不是描述,而是给世界提供一个‘应该’的图景。”
儒学不保守 面向所有文明人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遭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一切原有的价值观碰到前所未有的怀疑与考验。五四时期,学者认为,儒学是“封建”、“保守”的代言词,是中国通往民主、科学的绊脚石,必先除之而后快;也有人认为,儒学是中国人的哲学,与西方思想迥然不同,中国该有一套建立在儒学之上的新制度。白彤东认为,两者看似对立,实则殊途同归,都是把儒学与西学的差异看作根本的文化冲突。
儒学真的“保守”吗?白彤东说,其实并非如此。儒学产生之初,它以孔孟学说为代表,面向的是所有华夏子民——“华夏”在那个时代指的是所有文明人,并非单指某一民族。“就算当时这个被认为不怎么文明的‘蛮夷之族’,孔子都有信心去感染和教化,意味着,儒学发源时,并不是针对某一种人的特定学说。这是一种普适观念,也是它不保守的佐证之一。”
人们常常只因为孔子“克己复礼”,就给儒学盖上了“保守”的定论,实际上,孔子至少为维护周礼开创了新的基础——“仁”。
政治被“阉割” 儒学变成“娘娘腔”
白彤东认为,政治儒学长期以来被国人绝对否定,就因为它曾以一种唯心的方式错误应用于“天朝上国”的狂妄管理中。“学术偏见使人们情不自禁‘阉割’掉儒学的政治层面,只剩下一个‘娘娘腔’的儒家。”
白彤东说,这种“阉割”把儒学归于“心性之学”、“心灵鸡汤”,成为一种只可运用于个人修养而绝缘于政治秩序的东西,而“心灵鸡汤”常常展现出服膺西方、迎合当权者和娱乐大众的一面。“事实上,儒学思想从诞生起,就与政治密不可分。西周末年礼崩乐坏、百家争鸣,面对一片混乱的政局,孔子不可能不去思考:该怎样构建一套新的政治秩序,重新凝聚国家力量?诞生于这样的背景之下,儒学的政治学说自然应运而生。儒家思想以复兴周礼为己任,而这一切以‘仁’为本。”
“仁”是孔子为周代制度创造的全新基础。西周时期,君王直接统领诸侯,其统治基础是宗族血缘关系,并由此产生礼乐以维持内部凝聚力,而到东周末年贵族没落,封建制瓦解,君王直接统治百姓,势必要建立新的基础。儒家以为,内部凝聚力靠仁爱,而仁爱又该如何培养?对此,孟子提出恻隐之心,培养恻隐之心的最好场所是家。家既是极其私人的地方,又是“由私到公”的出发点,由近及远、依次推广,最终达到关心他人、和谐社会的目的。
以“仁”为本 “子曰”常遭误读
白教授说,孔子有些言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误读。例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常常被视作父权、君权独大的典型代表,实际上,儒学强调的是父子、君臣间的双向尽责,所谓“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若不为君,则臣可不为臣,要时刻检点自己的行为。
历史上,民族国家因其民族成分统一,而有强大的凝聚力,但缺点就是敌我分化太明显,形成了对内仁政,对外残暴,就像近代欧洲的殖民主义。儒家提出以仁、恻隐之心以及基于文明和野蛮之分的“夷夏之辩”来整合国家,而不是欧洲近代的民族国家的方式。儒家所采取的“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的理想形态,也比民族国家的暴力扩张更加人道。即使在慎战的前提下征伐,儒家也坚持以“仁”为原则,坚持“仁权高于主权”的原则。它比民族国家的“丛林政治秩序”要人道。
近代中国接触到西方先进文化后,认为只有经过“民族国家”才能走向民主科学,过于重视民族甄别,摒弃儒家以一个广义文化消除隔阂的观念,实际并未解决问题。
二战后,人们看到民族国家的缺陷,又提出“人权要高于主权”,高唱世界主义,好似墨家,提倡“兼爱”。儒家质问,“兼爱”的基础是什么?缺少明确的立足点,因此没有人能够真的做到,最终结果很可能是对所有人都冷漠。
儒家提倡泛爱,同时又认为爱有差等,这对国家利益有温和的维护。即本国利益高于他国利益,但是维护前者,不能无视甚至侵害后者。这又比近似于“兼爱”的世界主义更现实、更符合人情。因此,回归先秦儒家对国家认同与国际关系的理想,可能是消除族群与国家间纷争的更有理想又更现实的方式。
人分为“大小” “小人”参与“大人”做主
何谓“自由民主”?在白彤东看来,自由民主之核心的“一人一票”,很可能是其中最有问题的地方;自由民主不仅仅等同于一人一票,还包括宪政、法治、对基本自由与人权的保护等,这些是民主制最值得推崇的地方。
他因此提出了一个“另类”观点:儒家并非如很多人想象的那样,提倡由人民来治理国家,相反,儒家将人分为“大人”和“小人”,认为“大人”有足够的恻隐之心,能关心臣民,所以应由“大人”做统治者。比如,孟子既有平等思想,认为人皆可为尧舜,但又不提倡民主过于宽泛。
儒家们认为,人民能表达对政治的感受,但无法判断其深层原因,所以要有“大人”来审查民意,再作定论——因此应该有一种“大众参与”和“精英干预”结合的混合政体,既有“一人一票”制度,为个人利益发言,又有“精英”层审查制度。
白彤东说,也许人民与精英相互制衡能够解决当前民主国家的问题,这种政体不但是后发达国家应追求的,也是治疗西方国家内部民粹政治痼疾的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