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咖名片: 

　　焦波，著名摄影师，曾拍过《俺爹俺娘》等图片作品集。同时，他是《乡村里的中国》这部纪录片的总导演，他带领着一支平均年龄只有21岁的团队，耗时一年记录下了中国农村的真实现状。

　　“每个村庄里都有一个中国，每个人身上都有中国的影子，有中国人的困惑，也有中国人的期望”。4月18日晚，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导演焦波带着他的制作团队来到华政点映。不大的团学活动中心，席地而坐着近百位前来观看的学生。97分钟的纪录片，笑点泪点不断。放映结束，焦波与制作团队上台致谢，掌声响起，经久不息。 

　　这是一部尚未公映便声名鹊起的纪录片——荣获华表奖、广州国际纪录片节最佳纪录长片，“别的导演吃了几十年盒饭才拿到一个华表奖，我们吃了一年盒饭就拿到了”，焦波笑言。这是一支平均年龄只有21岁的“零经验”制作团队，由5位来自四川传媒学院和淄博职业学院的大学生组成。这是一次历经373天的驻村拍摄，1000个小时素材，以二十四节气为线索，最终剪辑成97分钟的春夏秋冬。 

　　85后、90后挑起大梁 

　　“去大山里找一个村庄，必须住满一年，一天也不能离开”。2012年春节，焦波接下国家电影局一项拍摄任务，寻找一个村庄，按照24节气记录村庄整年的变化和风情，要拍出农民身上的坚韧信念和遇到的困难挫折，但更重要的是困难挫折中的坚持。“不要拍成一般意义上的宣传片，也不能拍成消极灰暗的东西”。 

　　焦波找来5位大学生，临时组成一支制作团队：四川传媒学院“85后”大四学生剧玺博和李梦龙是这部纪录片的导演、摄影，剧玺博还负责素材剪辑。毕业于淄博职业学院的“90后”刘晓晨担任制片主任、会计和司机，他的师妹，也是制作团队中唯一的女生陈青则是导演助理和场记。摄影助理北川当时刚15岁，是焦波收为徒弟的6个汶川孤儿之一。 

　　“我们每个人都身兼数职，”焦波介绍：“纪录片就是我把摄像机递给你，你递给他这样拍出来的；他们也都不是名牌大学的学生，但只要能吃苦，沉下心来、认准目标，就能做出东西来。” 

　　村里头来了陌生人 

　　剧组6人接下来在大山里找了半个月，最后选定了一个“不大不小、不富不穷，具有典型性”的村庄——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中庄镇杓峪村，杓峪村167户，484口人，村民主要以种苹果为生，也有人离乡打工。这里正在发生变化，但还保留着立春时涂红羊角和给小孩缝春鸡的传统习俗。 

　　2012年2月4日，摄制组租下村里一个小院，住进了村子，在院门上挂了一个牌子“村儿电影社”。自此一年内剧组与村民朝夕相处，过起了农家生活。他们一起做饭，轮流洗碗，每隔两周需赶赴车程2小时外的县城小宾馆开个房间，排队洗澡。“苦中有乐，我们养过6只狗、2只鸡、1只羊，院子里种了南瓜豆角丝瓜，房间里挂个投影屏，偶尔放点电影，管这叫‘天堂电影院’。”焦波回忆道。 

　　怎样才能获得村民的信任，捕捉到最真实的镜头？“一开始会受到村民的关注，后来就熟悉了。”焦波说：“说话说农民的话，一块吃饭一块干活，不把自己当摄影师，村民也就把我们当自己人了。”他一直强调“沉下心去，融为一体”，再后来，村里夫妻吵架、邻里纠纷在镜头前也不会有所避讳了。焦波还谈到他和纪录片主人公杜深忠的交往，一次他跟拍杜深忠参加族人葬礼，杜深忠指着一座坟对焦波说，那就是俺爹俺娘的坟。“老人在这里，我太不恭敬了。”焦波跪下对坟磕了三个头，从此两人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 

　　镜头拍下真实农民 

　　纪录片的开头描写了这样一个场景：从敞开的破旧屋门射入的阳光在地面照出一块方形光影。杜深忠说:“这是一张宣纸。”他没事儿就蹲在地上，一手端脸盆，一手拿毛笔，蘸清水在光影里写字。那年他58岁，喜爱写作、书法，曾经上过鲁迅文学院，会拉二胡和弹琵琶，是农村不多的对精神生活有追求的人。 

　　而杜深忠和其更关心衣食住行的妻子张兆珍的日常生活则布满辛辣的黑色幽默。村里古树被挖走运去城里搞绿化，他愤慨：“剜大腿上的肉贴脸上，完了，子孙后代就完了。”张兆珍回应：“人都富得哼哼，你还穷得吱吱。人有钱的王八坐上席，你没钱的君子下流坯。”玉米被獾糟蹋了，张兆珍心疼，说药死獾算了，杜深忠说，不行，獾是国家保护动物。张兆珍反驳：“农民怎么没有保护呢?”他答道：“獾糟蹋就糟蹋吧，人都昧良心卖假种子，咱春天种谷子，现在收玉米。”杜深忠一直惦记着买个琵琶，最终花690块钱买了，还骗张兆珍说花了400来块。被识破后，他辩解:“人活着要吃饭，精神也需要吃饭，你懂不懂？” 

　　虽然，他终生不得志，走不出农村，却敢于说出“我20岁时候的梦想，到60岁也没破灭过”。他实话实说：“这个说对土地有感情，那个说对土地有感情，我对土地一点感情也没有。就是没办法，无奈。如果有什么，何必叫孩子千方百计出去上学？”他期待儿子能走出大山，“咱这二亩贫瘠土地不养人，所以说我多么盼望你走出去，学习期间一定好好努力”。他坦言：“失败了一辈子，你别看我一辈子不成功，不成功的教训比成功的经验还说明问题。” 

　　焦波觉得，杜深忠是一个比较少见的农民形象，他有无奈和挫折，但他代表着一种坚持信念的方向。 

　　生活才是最佳剧本 

　　“都没有经验，拍摄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焦波说，“但有一点，就是心沉下去、耐下心认准一个目标，干事情要有坚持的态度。” 

　　他从没导演过任何一个场景，没写过一个字策划，没编过一句台词。“你看杜深忠夫妻吵架，一连串排比句和对偶句，那不是吵架是相声，编不出来的。很多大导演，大编剧看过纪录片后，都感叹不能编出这样的场景和台词来。农民的智慧是山，谁还敢小看农民。” 

　　片中出现的几个片段，让不少银幕前的同学印象深刻甚至为之落泪。其中之一就是杜深忠的女儿小梅出嫁。小梅读初一那年，因为不能及时交上学杂费而被迫选择辍学，出门打工挣钱供家中弟弟读书。杜深忠夫妇一直感觉亏欠这个懂事的女儿，几年过去，女儿终于找到好归宿，夫妇俩都很高兴。女儿出嫁前夕，杜拿出两万元交给女儿，父女俩一番谈话，几番推托，令人唏嘘父女情深。 

　　未曾出现在镜头中的年轻村民张自军的命运则悲惨许多，他和许多农村青年一样为了生活背井离乡。在贵州某工地打工时从高架摔落，不幸身亡，留下一个年幼的儿子。父亲被下葬时，尚不懂事的幼子披麻戴孝，指着墓坑好奇发问：“那是俺爸爸的家吗？门口怎么这么小。” 

　　而另一个片段则温馨许多，大学生杜滨才的父亲杜洪发早年患有精神病，妻子在儿子两岁时与他离婚。他单纯朴实，一人独自把儿子拉扯大，一心想让孩子过上好生活。22岁的儿子在外读大学，回家后却总对父亲不满，曾自怨自艾：“我不愿意回这个破家，这个破家对我来说一点好处都没有！”但在大年初一杓峪村第四届春节联欢会上，杜滨才突然上台唱了一首《父亲》，让台下的父亲和其他村民们湿了眼眶，也让银幕前不少同学掉泪。 

　　97分钟的纪录片，373天的拍摄，平均每4天拍一分钟，纪录片是按照什么标准剪辑？焦波回答是按照纪录片人的标准：“剪出想要让大家看到的东西，看准哪句话有意思，哪个故事生动，就把它剪出来。比如我看到杜深忠买琵琶，就知道接下来会发生故事，他会和妻子发生冲突”。 

　　从1000个小时的素材中剪出97分钟的视频，“要放弃很多，要有选择和思考”，焦波觉得这需要对社会、对人生有深刻认识，要有一定人生阅历。而他最终想呈现给观众的，是一部客观真实的，有无奈挫折，更有坚持理想的乡村社会纪录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