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土公路，作坊村的人又称“毛狗子路”。一星期最多过一辆车。一月，一年，过的车也数得清。车屈指可数，他们便练就了根据车的马达声，听（是谁的）车的本领。 

　　这是陌生的马达声。他们仰起的脖子拧住了。茶杯的水摇晃着。跟着头的方向，偏向一边，快漫过杯口了。近了，得仔细看看。毛狗子路上的每一辆车，都经过他们过目。从马达声、车的样子、骑车人一晃而过的背影，他们开始一一在脑子里比照，检索。 

　　也就这么几户人家了。谁的车呢。不可能是从这顺便路过的车。前面就是公路的尽头。前面没路了。 

　　一定是有人回村子了，回五组了。这儿是五组的地。 

　　他们会不会很快确认出：朝阳观胡家的三儿子回来了。 

　　前几年，修五组这条土公路时，我们三兄弟老早都进城了，只余下年老的爸妈，还住在朝阳观。当时，这条毛狗子路怎么修，也不可能修到仰头才能看到的山顶。山顶就是父母居住的朝阳观。动工时，父亲以彩礼的形式——一个1000元的红包，硬是塞给了组长：“出点钱，儿子们到时开车回来，从这条路上经过时，大大方方的，多好。”父亲那时远没想到，等儿子们开车回来时，他早已不在朝阳观，不在五组了。他也撇掉所有，住进了门口就是大马路的县城。 

　　好多事，都是远远想不到的。包括作坊村的事。五组的事。朝阳观的事。 

　　只是，人都搬走了，又不是过年走亲戚时分，胡兴法怎么回来了。 

　　他们摇头，看不懂。 

　　回去，喝杯中的茶。随便议论几句。一个屋场，过路的人太少。随便一个路人，足够他们就着茶，说上半天了。 

　　车过了一条小沟，就是周树的家。土公路延伸到他家的道场，戛然而止。我将车骑到他家的屋檐下，锁好。下车，立在他家的道场上，看周树家所在的丁家屋场。这是五组的另一屋场。整个屋场在春日的大白天睡熟了。多静的屋场。没谁醒来，耕种、说话、放屁、打嗝了。连鸡鸣声也藏起来，狗叫声也噎住了。或许鸡早就没了。狗也懒得养了。人都走得差不多了。屋场早已破败。将就着吧，什么都没心思做了。一个破败的屋场，盛不下一声鸡鸣，装不住一声狗吠。

　　怎么可以这样呢。这么大好的春日，整个丁家屋场总还得留下几个人啊。播种。繁衍。喂猪。说话。调情。吃饭……这至少也是上好几百年的老屋场了。山水依旧。路也就多了条毛狗子路。人丁本应兴旺，像春日的种子，播下一把，收上几筐。 

　　相反的是，什么都越来越少了。我站在道场，“呃呃”了两声，没一人应答我。不远处的地里，稀稀地冒出几缕烧火粪的烟。屋场里还有风。风在动，烟才摇。 

　　有烟就有人。“人烟”嘛。 

　　是啊，在我们举家搬走的第一个春天，偌大一个屋场，不可能与我们一样，也相跟着全部离开。 

　　我明白，一个屋场，一个村子的消失是很快的事。可总有一些东西，一下子是搬不动的。比如年迈的老人。比如一个屋场的那几十间房。比如一些心事。 

　　村子再破，屋场再旧，地再荒芜，人在这儿活了几十年，总会留恋上几件东西的。林子里那几棵直直的松树。门前那块磨弯了背的磨刀石。一把握顺了手的镰刀。一只听话的母猫。沟对面好过的情人。长长的地里最后的一茬庄稼。飘过屋顶的那几朵白云…… 

　　没什么留恋的，生命就会变成可有可无的事。人活着就没啥意思了。 

　　能留住一个人的，并不是什么大事。 

　　胡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