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流行音乐充斥耳边的今天，大学校园里还有多少年轻人热爱民族音乐，并愿意身体力行地欣赏、演奏、推广？在同济大学这样一所传统的理工科学校中，就有一群热爱竹笛、心怀民乐的学生。走进同济，你很可能会听到阵阵笛声传来，宛转悠扬、沁人心脾。 

　　成立于1998年10月25日的同济大学金音笛艺社，是全国高校中第一个以竹笛演奏艺术为主的学生业余艺术团体，也是全国最老牌的高校民乐社团。在艺术总监戴金生的指导下，金音笛艺社至今已走过了16个年头。再过3天，它将迎来自己16周岁的生日。

　　从零开始，花一周把笛子吹响

　　1996年春，同济大学开设了《中国竹笛》初级和《中国竹笛》中级两门选修课，聘请上海歌剧院著名笛子演奏家戴金生长期任教。“一开始学校是想让我给昆曲社培养笛子主奏，后来我发现很多同学连怎么拿笛子都不知道，要学伴奏首先要学笛子。”在戴金生的提议下，同济大学成为全国第一所引进竹笛教学的高校。戴金生每学期给选修课同学两次示范演奏，每次示范课前，他都会在家里反复排练和录音，以求将最美妙的笛声展现给学生，让他们充分感受民乐的魅力。 

　　经过两年选修课的教学和训练，同济冒出了一批酷爱竹笛演奏艺术的学生，他们渴望进一步提高演奏水平，在更宽广的平台上交流。 

　　1998年秋，由学生自发组织的金音笛艺社成立，戴金生被聘为艺术总监。每周四晚的《中国竹笛演奏艺术》课也成为笛社成员的“必修课”，选择这门课的学生必须具有一定的竹笛演奏基础，他们一般都是笛社社员或者志在加入笛社的竹笛爱好者。针对这些学生的情况，戴金生制定了更加专业严格的教学方案。 

　　除了笛子演奏技巧和乐理知识，学生们还要接受站姿、体态和表情的全方位训练，为今后的演出做好准备。戴金生常说：“业余的团体，专业的水准”，这对许多从零开始学起的学生来说，是不小的挑战。

　　在和笛社成员的交流中，笔者了解到学民乐和学西方音乐有本质区别。西方音乐经历漫长的发展后已经成为一个严谨的体系，音乐教学和教材也有章可循。而学习民乐的曲谱一般是简谱，节奏变化、装饰音和情感色彩等技巧全靠老师教授，初学者根本无法自学。竹笛又是一种入门特别慢的乐器，很多学生光是吹响笛子就要花一个星期时间。不少社员坦言，在学习初期“经常有挫败感”，有些同学甚至想过放弃。 

　　戴金生很理解初学者的心情，他总是用最简单直白的方式鼓励学生。“这种时候，戴老师只要给我们吹一遍曲子，大家又会‘满血复活’，重新燃起学习的欲望。”笛社社员雷莎婷当年也是零基础学竹笛，而现在，竹笛已经成为她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大三之后课业变得很紧张，没办法每次参加笛社的活动，我就规定自己每天抽一个半小时练习笛子，无论手头有什么事情，都要放下。” 

　　持之以恒，是戴金生传给学生的“秘诀”。“戴老师经常说‘学笛子其实没有什么技巧，多练就好了，我练了几十年才到这个水平，你们才练多久。’”虽然毕业多年，樊红英一直坚持参加笛社的训练。在她看来，笛社能持续蓬勃发展16年，重要原因就是坚持。“戴老师坚持教，有兴趣的同学坚持学，就是这么简单。”

　　开课首月，投诉塞满校长信箱

　　周四晚上7时30分，笛社例行活动准时开始。就在开课20分钟前，戴金生还在为场地问题和管理人员交涉。“碰上演出季，大礼堂的场地就非常紧张，如果我们换到楼上的场地，也可以，但旁边就是民乐团在排练，肯定会互相干扰。”一番据理力争后，戴金生显得有些疲惫。事实上，自笛社成立以来，授课和排练场地一直是社团发展的问题。身为社团“元老”，樊红英近些年来目睹了社团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 

　　《中国竹笛》开课初期，一度面临被取消的威胁。试想，几十个初学者一起吹笛，不仅声音吵，而且曲不成调，给周围上课的老师和同学带来了不少困扰。“刚开课的第一个月，校长信箱里塞满了投诉信。学校领导力挺社团，坚持要把竹笛课开下去，但是必须换场地。”樊红英回忆说。后来，学校把选修课的地点改在化学馆一楼的阶梯教室，由于周围没有教学楼，对日常教学的影响明显减小。 

　　不久，新的矛盾又产生了。化学馆的阶梯教室是校内为数不多的通宵教室，期末考试或考研前的几个月，许多同学会去教室提前占座。对此，每学期上课前，社团成员都会在教室黑板上写明《中国竹笛》上课时间，并请自习同学暂时离开。

　　“为了证明这间教室确实有课，还要去教务处拉单子填表格，否则别人不会睬我们的。”回忆起那段艰难时光，樊红英苦笑说，“有一段时间，我们的竹笛选修课转移到了同济的工会俱乐部。俱乐部是专门为教职工服务的，所以一旦遇到他们有排练或活动，我们就要换场地，必须首先照顾他们的需求。” 

　　除了场地矛盾，笛社运营之初也存在不少困难。 

　　高校艺术类社团一般每年会举办一次专场汇演，但是笛社成立近7年后，才举办了第一次专场晚会，樊红英坦言：“最大的困难是经费。” 

　　大学社团的经费通常来源于企业赞助或高校拨款，而举办专场汇演需要大量经费。尽管2005年笛社的“‘小荷’与‘大师’”专场晚会吸引了全校数百名师生观摩，多数企业依旧不愿意和笛社合作。 

　　“整个社会的大环境对民乐和传统文化的支持力度还是不够，有些企业一听到我们是搞民乐的社团，就觉得广告宣传效果肯定不好，所以我们的活动基本上都得依靠学校经费。” 

　　“笛社如果有演出，需要购置服装，到学生社团联合会基本报不到钱，所有乐器都要靠学生自费购买。”戴金生总觉得有点亏欠笛社的学生们。

　　“你们才是戴老师最大的骄傲”

　　现在，几乎每个同济学生都知道《中国竹笛》和《中国竹笛演奏艺术》这两门课，热门到“几乎选不上”。《中国竹笛》初级班的课程容量是70人，每次上课都超负荷，阶梯教室里挤满了没选到课的学生，其中还有慕名而来的外国学生和教职员工。 

　　怎么才能让这么多学生都能在课上有收获？戴金生想了不少办法。“初级班以普及为主，通常第一堂课，我会讲授一些竹笛的基础文化知识，再给同学示范南北两大流派的风格，提高大家的兴趣。”戴金生说，许多选课的同学进大学前从来没有接触过民乐，所以音准、节奏等乐理知识都要从头教起。 

　　到了中级班，他会适当提高曲目的难度，还会教授一些笛子的基本技巧。“所有课程都由我一个人来讲，没有助教。每节课我会给一些同学上台吹笛的机会，保证每个同学在课上至少能复习一遍上节课学的曲子，课程结束前，还会留出自由提问的时间。” 

　　在普通高校教民乐，戴金生只能采用大班授课的方式，和传统的小班授课、一对一教学相比，这种方式自然有不足之处，但学生的反馈情况却出乎意料的好。“有多少学生能付得起‘一对一’的学费？而在同济，大班教学反而是一种好处，能让更多学生来体验和感受竹笛的魅力。可能在专业音乐院校看来，这不值一提，但这种普及面如此广的教学，又有几所学校能做到？”已经毕业的老社员康朝旭认为，在普通高校开设一门民乐课程难能可贵，更何况老师还是来自大型乐团的首席演奏员。 

　　在这种条件下，只要学生有兴趣、有毅力学下去，一定能有所成就。“对于真正对竹笛感兴趣的同学，其实并不需要老师做特别指导，你只要多看、多听、多问，效果不会比‘一对一’教学差。” 

　　作为传统文化的“第二课堂”，笛社的教学活动得到了民乐界多位前辈的鼎力支持。笛社成立不久，时任中国民族管弦乐协会副会长的秦鹏章老先生特地从北京赶来和笛社社员交流、做指导；笛社在2005年首次举办专场展演时，著名青年笛子演奏家唐俊乔应邀献演助阵。戴金生透露，有“亚洲第一排箫王子”之称的杜聪曾是他的学生，杜聪之前一直不理解恩师为何婉拒上海音乐学院的邀请，而到同济大学做民乐普及教育。在观看笛社同学的汇报演奏后，杜聪终于明白了老师的苦心。他对笛社的学生们说：“我一直以为自己是戴老师最得意的弟子，是他最大的骄傲。现在看来，你们才是戴老师最得意的弟子和最大的骄傲。” 

　　谈到这段往事，戴金生也颇有感触，他说：“如果我去音乐学院执教，或许能再教出几个像杜聪这样杰出的笛子演奏家。然而，中国笛坛并不缺少一流的演奏家，最缺的是能真正懂得欣赏笛艺的群众基础，尤其是具有高文化素质的群体。大学生是祖国的希望，未来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力，让他们理解、欣赏、演奏，进而去推广笛艺文化，无疑是普及民乐事业的一大进步。”

　　艺术普及，零门槛接纳零基础

　　在同济大学，类似《中国竹笛》这样的演奏艺术课程数量比较少，目前仅有的《钢琴演奏艺术》《古筝弹奏》等课程，也只针对有基础的艺术特长生，课程容量通常只有少数几个学生，根本无法起到艺术普及的作用。一些器乐演奏类学生社团，如钢琴协会、吉他协会等，也并非想象中的艺术交流平台。“我加入过吉他协会，感觉协会的作用就是帮同学们找吉他老师，上一节课，最便宜80元，有点像中介。”龙天云说。而钢琴协会更像是“高手抱团”的小团体，只面向有钢琴基础的大学生，社团基本没有日常活动，只有在需要举办专场汇演的时候，社团成员才会聚在一起排演节目。因此，对不少零基础却对音乐有兴趣的学生来说，这些课程和社团的门槛太高，令人望而却步。 

　　笛社则不同，无论是零基础还是有一定基础的学生，都可以在选修课和社团活动中找到一席之地。相比学过笛子的学生，戴金生更倾向于教授零基础学生。“首先，可以给零基础学生从头做规矩，在白纸上作画有时候更方便，即便他们以后可能不会再继续学习，起码基本动作和技巧很规范；其次，让零基础的学生了解并喜欢竹笛艺术和传统文化，才是艺术普及教育中最重要和最艰难的事情。” 

　　戴金生的坚持已经有了回报。如今走在同济的校园里，到处都是悠扬的笛声，随处可见竹笛爱好者的身影。学校里没有专门的练功房给竹笛初学者练习，学生们就在空旷的操场、远离教学楼的花园和学校的各种角落练习。没有老师指导，水平较高的老社员主动给新社员讲解、示范。每周日的下午，笛社的训练场地还对所有的笛子爱好者开放，这种开放性和包容性为笛社不断注入新鲜血液，推动社团大步向前。 

　　樊红英觉得，艺术普及就像“撒种子”，等待开花结果，需要时间和耐心，“初级班每学期招收70个学生，一年就有140个学生。十几年来，从同济走出去的学生里，听到、见到或吹过竹笛的人，数量非常可观，而这些最终考到笛社的同学，毕业后也可以继续发挥兴趣、传播传统文化，这就是艺术普及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