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轩玮 胡文杰 （上海海事大学） 摄

　　1946年至1948年，历时两年半之久，人类经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审判——东京审判，东条英机等7名日本甲级战犯被送上了正义的绞刑架，有的被关进监狱。由17人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参与了这次审判，如今，随着其中的16位相继离世，这场审判也逐渐远离了人们的视野。然而，历史不应该被遗忘。东京审判清算了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甲级战犯的战争罪行，是一场正义的审判。忘记历史，一定会招来更大的灾难。

　　在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当年参加东京审判全过程、目前国内唯一健在的中国代表团成员、现已94岁高龄的高文彬教授，向上海海事大学师生动情讲述了那一段难忘的历史。

　　为审判提供关键证据

　　这位精神矍铄的老人，独居在虹口区的家中，身体康健，腰板硬朗。他每天读书、看报、上网、听音乐，尤其喜爱政治和军事类话题。话匣子慢慢打开，老人家侃侃而谈，不仅耳聪目明，而且思维清晰活跃。

　　高文彬说，自己是东京审判的见证人，有责任让更多人知道那次具重大历史意义的审判。“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清楚，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到底犯下多少罪行。尤其是东京审判那段历史，很多人不了解，甚至没听说过。让年轻人了解那段历史，非常有必要。”高文彬说，每一次的回忆和讲述，都是对那段历史的反思和纪念。 

　　1946年5月3日，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同盟国，在日本东京开设由美、中、英、苏等11国参加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发动二战的元凶之一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这场历时924天的审判，因案情庞大、复杂及证人、证据众多，成为人类有史以来参与国家最多、规模最大、开庭时间最长、留下档案文献最为浩瀚的一场审判。

　　因东京审判的需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到上海招英语翻译，高文彬经东吴大学教授刘世芳推荐参加测试，并被成功录取，自此与东京审判结缘，并影响其一生。

　　当年5月，他远赴异国，随身携带的，是几大箱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中文资料，作为法庭审判的证据。审判全用英语，摆在高文彬面前最急迫的任务是大量翻译工作。由于工作出色，他在结束翻译工作后，被向哲浚留下当秘书。

　　参与东京审判的过程中，有一件事让高文彬记忆深刻。正当所有人都疲于寻找日本少尉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罪证时，他偶然在《东京日日新闻》的一堆旧报纸资料中，发现了一张摄于1937年的新闻图片。“报上刊登了这两人在南京大屠杀中，比谁砍掉中国人头颅多的消息。这种惨绝人寰的杀戮竞赛，竟被当时日本政府当作一种荣誉大肆宣场。”高文彬说，这份报纸是当时的一个重要发现，他立即复印了3份，一份留在检察处办公室，另两份寄给南京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作为中方向盟军总部提出抓捕两人的证据。因为证据确凿，向井敏明和野田毅最后经法庭审判，在南京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

　　“日本政府当时犯下滔天罪行，却至今不愿认错，这种卑劣行径，是我最不能接受的。”

　　势单力薄但不辱使命

　　在东京审判上，中国代表势单力薄，那是一场力量悬殊的博弈。

　　高文彬回忆，当时中国代表团仅派出了17人，参加法庭审判的中方人员始终没有超过10人。当时前苏联代表团有70多人，美国代表团人数过百，日本甲级战犯的辩护律师则多达112人。而审判涉及的55项罪行中，有44项与中国相关，中国是受害时间最长、牺牲最大的战胜国。军事法庭采取英美法诉讼程序，定罪不光靠各国提出的一纸战犯名单，而要看控辩双方提出的证据是不是有力，能否驳倒对方，并被法庭采纳。

　　“日本当时狡辩称，中日没有战争，因为日本从来没有向中国宣战。”高文彬至今还记得向哲浚检察官当年站在法庭上大义凛然、淡定从容地辩驳反击对方谬论的情景。

　　对此，向哲浚的儿子向隆万远赴美国录制的一段录像资料中有记载：1946年5月14日，向哲浚在法庭上反驳：“自从1931年9月18日起，日本就在中国采取了军事行动，杀死了成千上万中国人，包括士兵和平民……这些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实。如果这不是战争，我想问，还有什么是战争？”

　　黑白影像资料中，一身西服的向哲浚，英文流利、慷慨陈词、铿锵有力。

　　中方代表在审判环节中，困难和压力接踵而至。时间紧迫，人手奇缺，不熟悉英美法系，抗战期间国内没条件也无意识收集日本侵略罪证，而日本投降前后又销毁了大部分罪证，搜集证据极为艰难……

　　经过艰苦的起诉、举证、辩论、审讯和量刑，17位中国代表完成了许多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将日本战犯的罪行起算期由之前公认的1937年“七七事变”提至1928年“皇姑屯事件”；说服“末代皇帝”溥仪出庭作证；经再三坚持，成功进入已被封闭的日本内阁和日本陆军省档案库，寻找日本侵华战争罪证。

　　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布判决，全体日本战犯有罪，并判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绞刑。判决书开头写道：“侵略是人类最大的罪行，是一切战争罪行的总和与根源。”判决书整整宣读了7天。

　　与渐衰的记忆力赛跑

　　东京审判结束后，高文彬来到上海军管委外事处工作，后来虽然历经人生坎坷，但始终凭着顽强的毅力和坚韧的信念，坚持阅读学习，每天记录英文笔记。

　　1979年，58岁的高文彬成为上海海运学院（现上海海事大学）国际航运系教授，主讲国际法、国际私法、海洋法等；1984年，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将他参与东京审判的那段历史写入档案，并把他的大幅照片悬挂于馆内；1991年，高文彬应邀赴美国加州大学海斯汀法学院（全美排名第十）讲学，被推荐为“马文·安特生基金会”首任外国专家讲师；1992年后，高老在家休养，指导了十几名海商法研究生；1997年，高老不顾年迈，参与《元照英美法词典》编纂工作，2005年完稿并出版时，他已85岁。

　　晚年的高文彬宽仁大度，豁达开朗。谈起数十载坎坷沧桑时，他说，人生难免有遗憾，但个人的起起伏伏与中华民族的多灾多难相比，不算什么。“个人荣辱过去就过去了，但国家民族的历史沧桑不能被遗忘，尤其是不能被一代代年轻人遗忘。”

　　1998年中风后，高文彬的精力和记忆大不如前。可越步入晚年，他就越珍惜东京审判那段回忆。他悉心收集每份资料，仔细归档整理。与时间赛跑，与逐渐衰退的记忆赛跑。

　　中国很少有人研究东京审判那段历史，国内现存史料零星。高文彬曾有写回忆录的打算，但中风后不能多用脑，否则容易复发。“虹口区档案馆准备根据我的口述和我保存的资料，为我写一本回忆录。”高文彬说，当年参加东京审判时，曾将每天的庭审记录用心整理存档，庭审资料整整装了两大箱。回国时因飞机装不下，高文彬和向哲浚特意从横滨坐船运回箱子，并将一式两份的资料分别送交到南京司法行政部和东吴大学法学院，可惜如今已不知下落。

　　所幸的是，在上海欧美同学会的资助下，向哲浚之子向隆万从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国家档案馆和父亲的母校耶鲁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搜集到了一批关于东京审判的珍贵史料，并成立了东京审判研究中心。虹口区档案馆也编辑出版了汇集当年各大媒体报道的《东京审判》一书。

　　与时间赛跑，找回来的，不止是一段历史、一次反思、一种纪念，还有中国人在饱经伤痛之后，从未失掉的夺回正义与尊严的勇气、骨气和爱国之心。

　　正如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璈在日记中所言：“我无意去做一个复仇主义者，但是如果我们忘记历史，那一定会招来更大的灾难。”　　

　　【笔者手记】

　　考虑到高老的健康，拜访在一小时后匆匆结束，他仍意犹未尽……临别前，高老特意捧出几本相册。年轻时的他，眉目俊朗，英气非凡，戴一副金丝镶边眼镜。合上相册的那一刻，仿佛又品读了一遍高老历尽沧桑的人生。再望着眼前如此儒雅安详的老人，不由感慨万千，心生无限敬意。

　　相信，历史不会忘记东京审判，也不会忘记曾为祖国伸张正义、惩奸除恶的中国同胞。高文彬的名字，必将同其他16位中国代表团成员的名字一起，被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