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建设、一个社会的变革看似轰轰烈烈，可都是由无数普通人的默默付出堆砌而成的。”陈和丰说。

　　今年是“小三线”建设50周年。从1965年到1988年，上海有81家企事业单位、近8万名干部职工投入“小三线”建设。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小三线”建设资料的整理与研究》课题负责人徐有威认为，陈和丰家因支援“小三线”建设而家人分居异地的家庭故事，是当时很多家庭的缩影。

　　本报特约陈和丰撰文记录那段上海“小三线”工人家庭的回忆。

　　■陈和丰 文 记者 马欣然 整理

　　关注1:与“陌生”爷爷对话

　　2014年秋，经上海大学历史系徐有威教授介绍，我参加了“家·春秋大学生口述家族史计划”。在这之前，我已经对爷爷的史料进行了整理，也简单采访过家人和爷爷的老同事，如今我有了一个机会把这些历史信息化作一部纪录短片。

　　我的爷爷在我印象中，并不善言谈，到了晚年他大脑萎缩，神智偶尔糊涂，我与他的交流就更少了。最后那几年，我和父亲常去看他，父亲一直让我和爷爷多说几句话。我觉得“没话找话”很无趣，每次只是作简单问候和交流后，便静静地矗在那儿，看着爷爷。

　　2013年10月1日凌晨，爷爷去世了。那段时间，我时常默默流泪，我总是想起爷爷，同时伴随着深深的悔意：我一直都懒得与他交流，当我真的想再多跟他说说话时，我却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后来帮忙整理爷爷的遗物，打开一个旧盒子，意外发现几张爷爷手写的个人情况登记表及相关草稿：“1940年~1945年浙江温州家乡讨饭”、“1953~1956年参军”、“1970年~1985年上海后方312长汽机班长”……这些爷爷的经历，对我来说极为陌生，同时令人惊喜不已，我大喊道：“这就是史料啊！”作为一名历史专业的学生，我对此十分敏感，我清晰意识到这些史料的价值。那一刻，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将爷爷的历史从这些史料中挖掘出来。如此，便是要让这些史料“说话”，就好像与过去的爷爷“对话”。

　　在口述史纪录片拍摄过程中，一开始家人都不太理解。“我们是普通百姓，家里的故事也再普通不过了，有什么好拍的？人家会看吗？”面对奶奶的疑惑，我调皮地回答道：“我其实真的不在乎别人看不看，也不在乎别人对它的评价。这个片子至少对我个人来说非常重要。以后我有了孩子，我就可以给他一边放这个片子，一边对他讲我们家族的故事。”

　　做纪录片，我需要一个故事点。对于我的爷爷和我的家族来说，有一段历史影响最为深刻，同时这段历史也可以通过奶奶、大伯和父亲的回忆与讲述来使人产生共鸣。那是一段16年的历史，爷爷和奶奶由于参与“小三线”建设，和自己两个孩子分居生活的16年。当年他们离开上海时，我的大伯12岁，而我的父亲只有6岁。

　　关注2:重回安徽山区312电厂

　　目前，家庭口述史纪录片已拍摄完成，整个过程十分顺利，全家总动员，出人出力。奶奶、大伯和父亲的讲述，老照片等实物的应证，让我时常沉浸在那些历史画面中，我有过许多感动，也有了更多的思考和感悟。

　　几个星期前，父亲带着我们的摄制团队前往位于安徽泾县乌溪乡荆竹坑的原312电厂所在地，那里是爷爷奶奶离开上海、离开两个孩子后工作了16年的地方。

　　当车开进山区，快要临近厂区时，父亲说道：“你爷爷去世后，我常常梦见自己走在前往312的路上，眼看拐个弯就要到了，可始终没有走进去。”父亲对这块地方是有记忆的，那个时候他还是个孩子，每年暑假他都会充满期盼地走上这条山路，前往312厂和他的父母短暂团聚。父亲说，在这里度过的时光虽然短暂，但却是童年中最为快乐的。如今时过境迁，父亲回到了他魂牵梦绕的地方，这次他真实地“走进去”了，那一刻父亲真是一下子变回了一个“孩子”。父亲的记忆随着我们的脚步不断喷发，他的语气、表情、眼神都表露出他无法抑制的兴奋之情。“哎呀！你们看，这的栏杆没有变，爷爷在这里拍过张照片，记得吗？”“噢哟！这条路就是通往后山的，那个时候，爷爷奶奶去上班，我就拿把镰刀，一路披荆斩棘上山玩！”

　　走着走着，我们到了山间一条溪流边，父亲在那里站了一会儿，望着溪边的一座小房子，不久父亲回头对我说：“我小时候搬着个小板凳跟着你爷爷一起到那个水泵房值过班……丰，你捡两块溪边的小石头，我们带回去，下次扫墓的时候带给爷爷看看。”

　　关注3:两个年幼孩子留守在沪

　　1968年，在紧张的国际形势下，爷爷所在的上海杨树浦发电厂响应国家号召，呼吁工人投身“大三线”工程建设开赴四川。但由于奶奶的哥哥曾读过私塾，被判定为“家庭成分不合格”，爷爷被免去前往四川的资格。随着“大三线”建设的开展，“小三线”建设也随之兴起。安徽南部和浙江西部山区建设起来的以生产常规兵器为主的后方工业基地，便是上海的“小三线”。

　　杨树浦发电厂于1970年开始遴选投身“小三线”建设的工人，领导挨个做思想工作。一向随遇而安、又是党员的爷爷，再没能逃过“建设工人”的命运，奶奶也一同被选上。

　　1970年当爷爷奶奶要开赴前往安徽时，他们对两个年幼的孩子说：“等那边的学校建好了，就把你们接过去。”可想不到，这一等就等了16年。奶奶说，刚到那边山区，才发现厂房没建好，员工宿舍也没有，更别提什么学校了，当时奶奶的心都凉了，她就预感与孩子分别的时间可能要长了。分别后的整整一个月，奶奶几乎每天以泪洗面。

　　大伯伯回想起那段童年经历说：“起初舅舅会来照顾我们，可第二年我就开始独立照顾自己和弟弟。我每天早上起来做好早饭，和弟弟一起吃，然后就先送他上幼儿园，然后再去上学。放学后我总是飞奔去接弟弟，因为我一直记得当时弟弟对我说过一句话：‘哥哥你能不能每天第一个来接我’。”大伯把父亲接回家后，就买菜做饭，晚饭后做功课，然后两人便早早睡觉。大伯说：“每天我们俩就是如此循环往复，日子就这么过去了。现在想想觉得挺后怕的，两个人一个12岁，一个6岁，就这么独立生活了。”

　　有一件事，大伯印象深刻，有一年中秋节，别人家都热热闹闹，一家团聚，“我和弟弟两人吃完饭，就早早上床睡觉。我已经睡着了，突然被一阵哭声吵醒，一看，是弟弟在哭。我问他为什么哭？他一边哭一边说想妈妈了。这时我心头一酸，兄弟俩抱头痛哭。”

　　关注4:家族往事影响后人

　　那个年代，在大上海，三线建设的留守家庭、留守儿童是个庞大的群体。他们各有各的命运，其中我的大伯和父亲是相对比较幸运的。幸运的是，他们没有误入歧途，没有闯什么祸，也没有发生过严重的意外。在健康长大后，我的父亲在大伯的照顾下考上了复旦大学，大伯工作以后也没有放弃求学，后来通过自学考，也拿到了电视大学的本科文凭。

　　大伯说，爷爷是一个非常平凡的老实人，农村的苦出身没文化造成他随波逐流的命运。为了不像爷爷那样，大伯和父亲都深知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可以说，爷爷的经历对于他们两兄弟是一种刺激。不过我还记得，当年去看望久病缠身的爷爷时，父亲问他：“老陈，最近感觉怎么样？”爷爷轻描淡写地回答道：“三点水一个昆。”从此父亲就一直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所以，爷爷那种坦然面对任何事情的心态，也积极影响了后辈们。我的父亲和大伯在平日里的处事态度确实是像爷爷那样从不患得患失，而是安心过好每一天。这也许就是一种家族精神在默默传承。

　　整个纪录片拍摄的过程，我仿佛亲身经历了家族的这一段历史，这段经历对我来说弥足珍贵。我更加了解了每一个家人，更加珍惜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与此同时，我对自己的生活和未来也有了新的感悟。我想，冥冥之中爷爷也许能听到我现在的心声，他也许也能看到我们这一家如今更加紧密、其乐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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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三线”背景资料

　　上海小三线，即上海市后方基地，是在20世纪60年代紧张的国际形势下，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和毛泽东关于加强备战、巩固国防所作的战略部署。上海小三线建设于安徽南部和浙江西部山区，以生产常规兵器为主。自1965年筹建到1988年全面调整结束，24年间，上海小三线逐渐成为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后方基地中门类最全、人员最多、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后方工业基地。

　　上海小三线建设运行的24年间，近8万上海人阔别黄浦江畔的故乡来到皖南或浙西山区，他们为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但同时由于身处山区，生产和生活设施不配套，他们的职工生活往往充满了矛盾和困难，难以安居乐业。最为突出的是子女的教育问题及医疗条件，由此也使得当时留守家庭和留守儿童成为普遍现象。（资料参考来自徐有威主编：《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