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华东医院的特殊性，俞卓伟的病人里颇多名人，他说：“都是上海国宝级老人。”“我和医生、护士一起管着，谁都放心。”

　　他浑然忘记了，自己也是上海一宝。

　　口述实录

　　唐晔：请说说您从医至今，发生过的难忘事情吧。

　　俞卓伟：我1962年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1968年毕业。当时党的政策是“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我从小受的是正统教育。小学一年级就被评为模范生，从小就崇拜英雄，所以响应党的号召，去了贵州一个煤矿当医生。到了那里才知道，当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两银。那里的工作的确很艰难，但既然学了医，就要为病人尽最大的努力。

　　唐晔：那个时候，觉得自己能施展得开吗？

　　俞卓伟：正因为缺医少药，所以老百姓特别需要医生，特别是听说我是上海名牌医学院毕业的医生——上海来的医生只有我一个，对我充满期盼。虽然我是内科医生，但是当地老百姓一传十、十传百地说，大城市来的医生，什么病都可以找他看，妇产科也能看，小儿科也能看。于是，许多山村里的老乡，翻山越岭，抬着病人找到我。

　　有时候出诊，需要翻山越岭，甚至是攀爬陡峭的山崖。我现在的身体素质好，一天只吃两餐，很少生病，这个得益于在贵州农村矿区的16年，爬山涉水，下矿井，跑农田，吃蒸玉米粉，给当地人治病，练出来的身子骨。

　　唐晔：那16年，您收获了什么？

　　俞卓伟：如果没有亲眼看到他们挥洒的汗水，是做不到关爱每一个人的。

　　以后，我回到了上海，1987年后调到了瑞金医院，当医疗副院长十多年。在瑞金医院工作期间，我经常在深夜骑一辆旧自行车在各个病区之间巡视。有一次，因过度劳累，在骑行中居然睡着了，人也从车上摔了下来。这辆自行车已经被收入上海博物馆珍藏。

　　我觉得，自己是从医生走过来的，不管当什么官，总是要为病人解除病痛，这是首要的任务。不过，做了管理者不光要自己干，还要组织协调最佳的团队，协同作战。

　　2005年我调到华东医院当院长。我们这个行业是和生命打交道的。越是节假日，越是晚上，你稍微懈怠一点，一条生命可能就没有了。我几乎365天都在医院，就能够及时调度组织。

　　唐晔：能说说您记忆深刻的那次抢救吗？

　　俞卓伟：2013年7月，52岁的公交车驾驶员刘银宝，早上8点钟当班的时候一下子觉得人不行了，此时正在市中心交通拥挤处，他在关键时刻把车刹住，把车门打开，然后大小便失禁，昏倒在了方向盘上。送来医院后，我马上到急诊，发觉他脑干大面积出血，死亡率几乎是百分之百。我们把他安排在重症监护室，病人全身多个脏器都衰竭了，身体各项指标过山车一样上上下下。但是哪怕有一丝希望，也要尽最大努力。他整整昏迷了60天，经重症监护室医师、护士全力抢救，奇迹般地醒来了。

　　唐晔：华东医院收治过很多名人。

　　俞卓伟：巴金、秦怡、草婴……的确非常多，巴金在这里住了7年，一直到102岁。弥留之际，我抢救了他四天四夜，一分钟都没睡。

　　我们有1300多张床位，但七成是面向普通大众的，并不是坊间所传的单一的干部医院。我觉得，有限的医疗资源要为更多的人群造福。

　　唐晔：据说您大年夜也从没回家过，而且还抢救过好多病人。

　　俞卓伟：是的，春节里和大家一起救过一位百岁老人，还有几位危重病人。我几十年没有回家吃过年夜饭，年夜饭时我就给爱人和女儿打个电话，他们都理解、习惯了。

　　唐晔：您这么累，图什么呢？

　　俞卓伟：救活一个人，等于救活一个家庭。做医生就是图这个，要不学医干嘛？穿上白大褂就是一身的责任，的确有些人扛不住改行做其他事情了，但是多数人还是坚持着的。

　　虽然累，但我身体一直很好。我经常戏说，我接触的病人多，各个科的病人我都参与抢救，每抢救一个，身体里就多一种“抗体”，而我的血就是疫苗。曾经有一个禽流感病人，给他治疗的医生、护士全部发烧了，但是我通宵陪着他，一点问题都没有。大家说我有“特异功能”。晔问仁医 唐晔

　　俞卓伟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院长。长期从事临床危重病医学和医疗管理工作，擅长内科疑难杂症的诊治和急难重危病人的抢救。第十六届、第十七届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曾获得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职工职业道德先进个人、上海市劳动模范、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