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工部草堂诗笺》五十卷，宋代蔡梦弼所撰，宋建刻本，存一册，为卷二十至二十一，共二卷，钤有“季振宜字诜兮号沧苇”印，为清初藏书家季振宜旧藏品。此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存三十九卷（一至十九、二十二至三十五、三十九至四十一、四十八至五十），也有“季振宜字诜兮号沧苇”印，由此可知，上图藏此册原与国图藏本为同一部，在流传中分离二处。此为南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成书后建阳第一刻本，刊刻精美。

　　《书集传辑录纂注》六卷，元董鼎撰，元至正十四年（1354）翠岩精舍刻本，存四册，为卷一至四，共四卷；有“至正甲午孟夏翠岩精舍新刊”牌记，“至正”二字留白；钤有“顾湄之印”，为清初学者顾湄旧藏品。此本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仅二卷（卷一至二），为明洪武修补印本。上图藏本存四卷，且未经修补，保持元本面貌。

　　在古籍善本中，宋刻本无疑是皇冠上的钻石。自明代中后期以来，宋刻本一直受到学者、藏书家的特别重视。早在明朝，宋刻本已有“寸纸寸金”之说。郭立暄介绍，此次发现的《杜工部草堂诗笺》刊刻的美观度高，且在传统文化体系中相当重要——杜甫诗研究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环节，因而具有艺术上和文化上的双重珍贵价值。

　　杜诗集注可分为分类、编年、分体三大类，蔡笺本是编年系统中最为重要的版本之一。蔡笺本后有元刻四十卷本，经后人编次，凌乱错漏。黎庶昌刻《古逸丛书》曾据元本影刻，习见易得，学者使用较多；而此宋刻真本，尽管能保持文字原貌，因为残缺不全，反而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可以说，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学者限于条件，大多只能依据一个误本作为研究的基础。近年，国家图书馆曾将馆藏两部宋刻本配合影印入《中华再造善本》，也只得四十八卷，缺了二卷。上图这次发现的二卷，恰好弥补这一遗憾，可以配出一个完整的五十卷本。

　　元代学者董鼎的《书集传辑录纂注》为董鼎及其后代合编的一部围绕《尚书》展开的著作。此次发现的元至正翠岩精舍本为董书第二刻本，明代未见刊刻；清康熙年间有《通志堂经解》本，较为通行，但文字有讹误。由于目前中国大陆收藏的翠岩精舍刻本残缺不全，学者只能退而求其次，以清刻　《通志堂经解》本作为工作本。上图原藏有一部翠岩精舍本，缺失第一卷及刻书刊记。这次又发现一部，二者相合，可配出一部完整的元本。

　　此次新发现的宋刻宋印本《杜工部草堂诗笺》，又恰与国家图书馆所藏宋本同属清初大藏书家季振宜的旧藏，原出一家，可以相配。延津剑合，历来是让人津津乐道的藏书佳话，“可遇不可求的书缘”。　

　　据悉，此次新发现的珍贵文献将尽快完成修复，并加以数字化，尽早与学者和普通读者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