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晔：糜教授，病区走廊里挂着四五十幅字，都是病人送给您的，场面太壮观了，每一幅字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对吗？比如这幅字：医者父母心，病家又逢春。寒窗十年苦，得益是家人。这是怎样的故事，能说来听听吗？

　　糜坚青：好的。这个病人是多发性骨髓瘤，今年年初刚去世。当时他是因为急性肾衰住院治疗——他患有骨髓瘤，分泌肿瘤蛋白，造成肾衰。治疗第一个疗程中，他的病情很重，情况危险，他拉着我的手说：希望可以多活几年，看见女儿出嫁。通过治疗，我们将他从死亡边缘拉回，他不仅看到了女儿结婚，还看到了两个孙子。临去世时他说，多活了六七年，早已知足。

　　唐晔：行医那么多年，您有什么遗憾吗？

　　糜坚青：有的，有些病人我事后想，如果再加把劲，再努力一点，也许还能再多活一段时间——相信很多医生都有过这样的感觉。有一个白血病病人，得过肺炎，得过脑出血，我都将他抢救回来了，但是就在这个周末晚上，他在睡觉的时候，毫无预兆地去世了，我甚至连原因都不知道，这让我感到遗憾惋惜。

　　唐晔：您通常会如何管理病人？会对病人说些什么？

　　糜坚青：我通常对病人说，应该正视自己的疾病。这个观点的形成也是逐步的。我出国之前，当时是90年代，有个经典的现象是：家里有人得重病了，全家所有人都知道，就病人自己不知道；法国却往往是只有患者自己知道，而家人都不知道。这两种情况各有利弊，国内的做法可能会给病人造成很多遗憾，包括对愿望的弥补，对积极治疗的自身寻求等，而国外的做法则可能会导致病人的抑郁。所以我认为，一个恶疾的诊断结果需要被双方共同知晓——家属能够给病人更多的宽容和关心，病人能够正式、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当然，可以先和家属沟通，尽可能给病人更多缓冲恐惧的时间，为他自己的知晓和正视做好铺垫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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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年，糜坚青24岁，刚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六年制医疗系法文班毕业。6年的大学时光里，他见过许多高山一般的老师，比如王振义院士。

　　毕业后分到血液科，近距离接触这样一位泰斗，糜坚青的内心既兴奋又紧张，但随着时间推移，他渐渐发现，老师其实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权威符号，也不是令人敬而远之的存在，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有血有肉的人。在王院士门下，每每跟着查房，听到的是“万物精彩”的哲学课，如饮甘醇。

　　1996年，糜坚青赴法国进行长达十年的学习深造。“法国这十年，我学会了怎么合理地面对疾病。其实，现在大多数时候，我们不光只是看病，有些疾病的发展与诊断是带有哲理的。而且，治疗的手段常常会更新，但治疗的思路是以不变应万变。”

　　为糜坚青带来巨大影响的是他的法国导师Jean-Jacques SOTTO 教授。“导师既是一名医学家，又是一位哲学家，我们一周查一次房，每次查房都像是一堂人生哲理课，而且每次下课，都会对疾病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十年近五百多堂课，那是何等幸福。在这个阶段里，刚开始是听着导师教导，后面开始与老师产生共鸣，到最后甚至有时候会超越他。”糜坚青有些心绪澎湃。能够汲取到更多的知识，学习到更多经验与技能，超越自己的老师，是他当时最在意的目标，每一次的超前，都是他喜不自胜的时刻。

　　“我从来都认为自己很普通，只是个平常人，但在治疗的时候，始终要求自己不做常人，也就是说作为医生本身，可以有各种情感，但是，在治疗的时候，只有理性没有感情，这是最重要的行医原则。”

　　2006年，已经在法国稳定生活的糜坚青，接受了王振义、陈竺及陈赛娟三位院士的邀请，回到瑞金医院临床血液科及上海血液研究所工作。当初仰慕王振义院士、为科室的荣耀盛名深感自豪的那位青涩的年轻人，已经成为了新一番学子的偶像，更是凭借自己的学术研究，造就了科室新的荣耀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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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T，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是目前较为有效的恶性肿瘤的治疗方式之一。“如果将肿瘤细胞比作盗贼，免疫细胞比作警察，那么在此之前，警察可能对盗贼熟视无睹，因为盗贼有各种方法让警察发现不了，而CAR-T疗法就好比在警察的头上加了一个专门照向盗贼的探照灯。”糜坚青介绍说，从病人自身分选出来的细胞，安装上能识别肿瘤细胞抗原的受体，再将活细胞回输给病人，这就像古话所说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可能是未来治疗血液病的最有效的手段。说起中国医学有可能在CAR-T免疫疗法上弯道超车，他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

　　“大胆来讲，根据CAR-T的治疗方法，只要找到肿瘤抗原，有相当一大部分的恶性疾病都能够被攻克。”CAR-T免疫疗法的出现，代表着目前各种无法彻底治愈的恶性癌症都有了被攻克的可能，糜坚青深刻地意识到研究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一旦成功，不仅意味着中国在科研成就上的一大突破，更有千千万万癌症患者的性命能够得以挽回”。

　　晔问仁医 唐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