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伟长
钱伟长是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之一,开创了中国大学第一个力学专业,为中国的机械工业、土木建筑、航空航天和军工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被人称为中国近代“力学之父”“应用数学之父”。
中学毕业后,凭借着中文和历史双满分,钱伟长被五所名牌大学同时录取,最终他选择了清华大学历史系。1931年的9月18日,日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个消息后,钱伟长拍案而起:“我不读历史系了,我要学造飞机大炮,决定要转学物理系以振兴中国的军力。”
1940年,钱伟长考取了公费留学生,由于战争原因,被改派到加拿大留学。而后,钱伟长在多伦多大学学习弹性力学,1942年,钱伟长又获得多伦多大学数学系博士学位。在1942到1946年间,钱伟长师从西尔多·冯·卡门,在火箭、人造卫星以及降落伞等领域进行研究工作。
抗战结束后,他放弃高薪研究岗位,回国应聘清华大学机械系教授,兼任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开创了我国大学第一个力学专业;就任上海大学校长27年间,不拿学校一分钱工资,也没有自己的房子。顺逆交替,荣辱数变,钱伟长的“力学曲线”始终围绕着国家利益这一核心。
费孝通
费孝通被誉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出生于教育世家的费孝通读中学时就表现出良好的文学天赋。大革命的失败使费孝通意识到,历史的发展可以决定个人的命运,个人无法与之抗衡。于是,他放弃了自己的文学梦,决定学医,救死扶伤。
1928年,费孝通到东吴大学医学预科学习。在两年的学习训练中,作为学生会秘书的费孝通不仅埋头读书,还积极关注国家大事,组织、参与社会活动。“该不该学医?学医能不能成为自己一生安身立命之所在?”费孝通思考着这些问题,并得出结论——“人的病痛不仅来自身体,来自社会的病痛更加重要。”
于是,他放弃了协和医学院,毅然选择了燕京大学。后来,费孝通由燕京大学考取了清华大学的研究生,毕业后又应导师史禄国的邀请去英国攻读博士学位,并成为世界人类学大师马林诺夫斯基的关门弟子。
1938年,费孝通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英文名为《中国农民的生活》。《江村经济》很快成为欧洲人类学学生的必读参考书。费孝通步入世界人类学著名学者行列,1981年,费孝通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的人类学界的最高奖──赫胥黎奖。
邓稼先
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为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发奉献了一生。
16岁时,邓稼先跟着26岁的大姐邓仲先离开北平,辗转来到云南昆明,先上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5年,他结束大学学习,到昆明市文正中学、培文中学任教各3个月。抗战胜利后,邓稼先应聘当上了北大物理系助教。1948年,解放战争的炮火响遍了中国大地,24岁的邓稼先考取了留美研究生。有人问他怎么这个时候还去留洋?他回答了一句很有远见的话:“今后国家建设需要人才。”取得学位后的第9天,邓稼先就迫不及待地登上了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回国。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刘杰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84年,他带病再次前往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邓稼先几十年如一日地研究核武器,攻坚克难,在最艰苦的黄沙戈壁中锻造青春。他将年华与智慧献给祖国,并给我们后人留下珍贵的精神财富。艰苦不忘求学,求学不忘报国。
冯友兰
冯友兰是新理学的创始人和新儒家的开拓者。他最重要的三部哲学著作为《中国哲学史》《贞元六书》和《中国哲学史新编》。这三部著作俱为鸿篇巨制,蔚为大观。民国时期,冯友兰就是饮誉海内外的著名哲学家,是近代中国以来泰斗级哲学大师。在西方学术界,他被认为是现代哲学史上“最先具备哲学史家资格的学者”,是西方人了解中国哲学的必经之路。
1915年9月,冯友兰考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开始接受较为系统的哲学训练。1918年6月,冯友兰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18年秋,任河南第一工业学校语文修身教员。在临近毕业的最后一年,适逢胡适和梁漱溟二人先后来到北京大学任教,冯友兰幸逢其会,受益匪浅,对其以后研究中西哲学,尤其是思考中西文化之关系启迪甚深。1919年,冯友兰赴美留学,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
季羡林评价他说,“道路并不总是平坦的,有阳关大道,也有独木小桥,曲曲折折,坎坎坷坷。然而芝生先生以他那奇特的乐观精神和适应能力,不断追求真理,追求光明,忠诚于自己的学术事业,热爱祖国,热爱祖国的传统文化,终于走完了人生长途。”
汪曾祺
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毕业考入江阴县南菁中学读高中。1939年夏,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在西南联大,汪曾祺开始写作,开启了他一生的写作事业。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苦心经营的结构,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关于写作缘由,他曾写过一篇《我为什么写作》的诗:
我事写作,原因无它:从小到大,数学不佳。
考入大学,成天泡茶。读中文系、看书很杂。
偶写诗文,幸蒙刊发。百无一用,乃成作家。
弄笔半纪,今已华发。成就甚少,无可矜夸。
有何思想、实近儒家。人道其理,抒情其华。
有何风格?兼容并纳。不今不古,文俗则雅。
与人无争,性情通达。如此而已,实在无啥。
汪曾祺一生经历了无数苦难和挫折,尽管如此,他始终保持平静旷达的心态,并且创造了积极乐观诗意的文学人生。汪曾祺爱美食、爱花草、爱画画……并且还把这些都写成了天真烂漫、趣味盎然的文章。他和他书写的世界始终保持着一种刚刚好的距离,给予读者最深的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