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年级近百名学生中,殷鸿福的功课门门领先。但他自知“是稍微聪明,但不灵活”的那一类,“全靠投入的时间长”。
“书呆子”也有自己的学习秘籍——巧记笔记。
他养成了预习的习惯,脑中有了一定的印象,等上课老师讲到相关内容时,每句话他都记下关键词,下课后再趁热打铁,将老师讲的内容全部串起来。
此外,他学英语擅长找规律,“学多了慢慢也能悟出一些,有的词根相同,有的后缀相同”。在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做翻译的父亲,希望殷鸿福继承自己的职业,教他英语,几乎每天布置一篇英语作文。
中学是看闲书的年代,他读完了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也曾看过《基督山恩仇记》,还有一些科普书。
地理老师黄杰民给这“书呆子”封闭的学习生活中投进了一缕新的阳光。
黄老师中等个子,上课带着一点上海腔调,知识讲解之间时常穿插风俗趣闻。讲到西北地区干旱少雨时,他描述得绘声绘色:“相传这里的人一生洗三次澡,出生、结婚、去世。”
有时,黄老师指着中国地图上深深浅浅的标记,告诉他们这里埋藏着中国的矿产、那里流淌着中国最长的河。
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殷鸿福对地理也产生了一点兴趣。他开始阅读地理书籍。在殷鸿福家中,至今珍藏着一张1947~1948年版的世界地质图。这背后,还有一段轶事。
初中时,有一次殷鸿福到大饼摊买早点,偶然间看到小贩手上拿着一本没有封面的《世界地图册》,准备裹上刚出锅的油条大饼。他跟小贩商量,将一家人的早餐都买了大饼,换来了这本图册。没有人会想到,当时偶然产生的一点朦胧兴趣,最终却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同学们眼中的“书呆子”也有少年意气的时候。
高二那年,“抗美援朝”激起了国人的满腔热血,担任班级团支部委员的殷鸿福报名申请奔赴前线。然而因为未及成年需父母签字才能生效,殷鸿福的从戎报国梦最终化作泡影。
到了高三,班上开始出现一些“风言风语”:“别看他们是团干部、先进分子,他们考大学还不是清华、交大的电机、机械(当时的热门专业)!”
放学路上,殷鸿福和几名班干部“立下赌约”,报志愿时偏偏不填这两所学校,选专业也要“选一个苦的”。
国家百废待兴,迫切需要地质人才,殷鸿福把艰苦专业和个人兴趣做了结合——选中地质矿产与勘探专业,最终以超过当年清华大学录取分数的成绩进入了彼时刚刚筹建的北京地质学院。
中学时,殷鸿福在旧地理书上看到,我国的矿产储量只有一个估计数字,矿产地图上只画着半个中国,有着无数山脉和盆地的西部半壁却看不见,一度以为是中国矿产太少了。上大学后,他看到东北调查矿产报告,才明白“祖国的矿产原来是这样的丰富”。“书本不可全信”,他开始渐渐意识到,“知识要与实践结合”。
“现在高考分数高的学生很多,可有批判性思维的太少了。”多年的观察,殷鸿福院士发现今天的中学教育依然在一个怪圈中:学生认为,老师说得都对;老师也认为,课本写的都是标准答案。
在欧美课堂,他曾亲眼目睹一个学生在听课中打断老师,提出自己的质疑。“这在中国,学生敢吗?不敢,那是要受批评的。”
“中学时代是思维养成的关键时期。”曾任中国地质大学校长的殷鸿福认为培养批判性思维要从中学抓起,当前的教育方式让学生知识面很广,但不善于从根源处找到问题,也就没有了原始的创新。中国多年来能在自然科学领域摘得诺贝尔奖桂冠的人很少,“最根本的就是批判性思维欠缺导致的原创力不够”。
“现在被认为离经叛道的,不一定没有其合理内核,就算你认为它是错的,但是里面也可能有一部分对的,将来把有益的剥离出来,也许就颠覆了现在的观念。”殷鸿福建议,在中学时代,老师应该多举办讨论,让学生能大胆地发表意见,“每个东西都启发他想一想‘为什么这样、是不是对、对在哪儿’,养成批判性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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