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两年多以前，当我被检查出血糖偏高而被戴上“糖尿病”的帽子以后，我自己根据经常要得伤风咳嗽的征兆，预料还要戴顶“老慢支”的帽子。可不，那天下午，一个人闷闷地坐着，忽然就觉得身子有点不对劲，喉咙发痒，咳嗽了，痰老是吐不清爽了，气也有点急了，自己吃药吃不好，只得又住进了医院，今年是“二进宫”了。

　　果然是“老慢支”，老年人最容易感染的一种慢性病，尤其是吸烟的老年人。可我一生从来就没有吸过烟啊，怎么也难逃此劫？医生说，也不一定，别的气味也有致病的可能，比如常年接触书报，油墨的气味闻多了，久而久之，不知不觉，上呼吸道慢慢地也会被污染的。

　　也不过六七天的功夫，在老朋友席蓓莉医生和她的同事们悉心治疗下，病症完全消失，我的感觉一切又恢复正常。据说，这也是一个躲不掉的过程，一般的伤风咳嗽，你不吃药，靠本身自然的抵抗力，新陈代谢，也会好起来。我想，这大概是指的青壮年，血气旺盛，经得起折腾。我们老人不行，尤其是多病的老年人，弄不好会并发别的症候，不死也够麻烦的。有病就求医，就吃药，这是我的保命哲学。

　　在医院中，我一向被目为是个遵纪守法的病员，星期日也没有请假回去。但北京的名票杨洁女士（老辈的篮球名将）到上海来了，就在这个星期日下午要到离医院不远的瑞金文化活动中心参加活动，希望我去见见面。我犹豫好久，想想还是去一趟吧，反正精神状态蛮好，便向医院请了假。出门乘一站路公交车，上车下车，过马路，都很好，不想就在跨上目的地门口马路人行道的一刹那，似觉脚下一个踉跄，人跟着就倒了下去。我还算反应快，右手在地上一撑，眼镜摔破，右边脸碰了什么一下。这时有个过路的外国友人将我扶住，我定了定神，还好，只是右手像扭了筋似的不自在。我仍旧到文化中心坐了一会，与杨洁见了面，没有交谈，马上又回医院了。

　　当晚，右臂靠近手腕的地方就肿起来了，很痛，第二天拍片子，不是扭筋，而是骨折，上了石膏。真是人有旦夕祸福，自以为一切都没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偏偏就出了问题。人到垂暮之年，又接受了一个惨痛的教训。

　　痛定思痛，想想我从小到老，究竟跌了多次跤，怕是记也记不清的。但最有清晰记忆的是两次。一次是1974年，我还在南京梅山烧结厂劳动，工作岗位在八层楼上。早中夜三班轮换，一个星期换一次班。这天最后一个夜班已经做完，机器运转正常，打扫好岗位之后，坐在那里，等候交班。一夜没睡，此刻有点昏昏然。忽然机器的声音不对头，睁眼一看，皮带上的矿料卡住了，马上急奔过去“切”事故开关，脚下一滑，迎面栽倒，眼镜飞了出去，也是右脸碰到了地面，倒也不怎么痛。后来到医务室去检查，说，还好，只有点乌青，还有脸上沾了矿粉，很脏，用酒精棉花擦，没有擦干净，留下一点矿粉，如今成了额角头上一道黑印。

　　一次是1976年，我已调到金山石化一厂给排水车间当办事员。时已岁暮，这天我从市区乘最后一班晚车回厂，天已昏黑，要走过油缸区才能到达我住的地方，我走得很快，也不看路面，不料一脚踩空，跌进一个没有盖子的窨井内，胸部撞上了里面的管道，好在衣服穿得多，当时也不觉得什么，睡在床上便有点隐隐作痛了。第二天去职工医院一检查，右胸有三根肋骨开裂了，马上用绷带绑好，开了一个月的病假，回家。

　　人生的跌跌撞撞，磕磕碰碰，是难以避免的吧，过去已经过去了，我毫无怨悔。但最近这一次跌跤，却让我产生了后怕，因为我老了，跌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