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可能也没有太多影迷知道张猛的名字。但他的那部《钢的琴》，却着实成为2011年最受好评的国产电影之一，甚至曾被媒体冠以“2011年度口碑第一片”的名头——而这，还仅仅是他的第二部电影作品。张猛的成绩，既是传统意义上的青年导演“艰苦奋斗”史，更是非传统意义上的青年才俊“自讨苦吃”史——要知道，他曾是赵本山春晚舞台上的御用编剧，创作的小品《功夫》和《说事儿》连续两年获得央视春晚小品类节目一等奖，更担任过本山传媒副总。但为了电影梦，张猛硬是选择放弃这衣食无忧、名利双收的生活。如此气魄与梦想，可能非你我可以做到。
别拍不赚钱的工业题材？
《钢的琴》的成功，让电影市场发现了张猛这位会讲故事的东北导演。于是，大把商业电影项目和资金开始摊在他的面前。很多人劝他，不要再拍不赚钱的工业题材了，应该在商业电影的康庄大道上，一溜小跑。“但我的下一个电影，还是讲工业。与《钢的琴》讲述工人阶级的群像不同，下一部是讲一个人在一个时代的失落，有关救赎。我现在拍片不再像以前那样缺钱了，有很多人愿意投资。但我还是想再坚持一部看看，再拍一部不受商业困扰的、属于自己的影片。不论是文艺片还是商业片，首先都是要有故事的。不论钱多钱少，重要的都是要有情怀。用你的情怀讲好一个故事，其实就是一部影片成功的最根本原因。”
赵本山御用编剧找投资？
张猛1975年4月出生于辽宁省。如今东北话，尤其是辽宁话，俨然已成为喜剧语言的代名词——这其中，辽宁人赵本山功不可没。而张猛一家，就跟赵本山极有渊源。张猛的父亲张惠中是著名喜剧导演，执导过赵本山主演的《男妇女主任》等影视作品。红遍中国的春晚小品《昨天今天明天》、《红高粱模特队》、《三鞭子》、《卖拐》也出自他之手。“父亲的作品都是现实主义的，所以我从小也对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特别感兴趣。我小时候学过绘画，也不想把这项技能半路荒废。所以在高考时，我就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美术系。这样既可以继续深造美术，又能离影视近一点。”
中戏毕业后，张猛被分配到辽宁电视台担任舞美设计总监，这份让外人眼馋的工作，却让张猛始终打不起精神，“就是千篇一律，有个栏目就去倒腾个景，不该你管的，永远都不能去涉及，没创造性。”显然，这个舞台盛不下张猛的梦想，“我后来还是坚持去北京电影学院进修，想用系统的学习来为自己的导演理想铺路。我觉得，年轻的生命要用在刀刃上。那以后，我就开始积极写剧本。但当时没什么名气，更多的是给有名编剧做枪手。那种日子不怎么好过，劳动力度强，收入又低，有时还收不到应得的报酬。但尽管做枪手会受委屈，我还是想借此积累更多经验。”
而开始为赵本山操刀春晚小品，则是源于另一个“意外”。“那是2004年年底，我开车去接父亲，正听到父亲跟赵本山老师在探讨春晚小品的事。我那天莫名地兴奋，就开始在各位叔叔大爷面前插话，还讲了几个小段子。说能不能续写《卖拐》和《卖车》，让老品牌焕发新魅力。”不承想，张猛的新见解让赵本山喜出望外。于是，张猛就这样成了2005年春晚小品《功夫》的编剧。《功夫》大获成功后，赵本山毫不犹豫地邀他到本山传媒担任副总。于是2006年春晚，他给老百姓献上的《说事儿》又一次火爆全国。但当赵本山对这个晚辈寄予厚望之时，张猛却开始认真规划自己的人生，“春晚小品这样的创作形式，我可以做，但不是发自内心喜欢。虽然在本山传媒可以衣食无忧、名利双收。但这个过程中，却有越来越强烈的电影梦涌上心头。我觉得，我不能拒绝内心的声音，所以我辞去了副总的职位，开始两手空空闯天下。其实当时对于未来，我也是期待和忧虑并存。”
作为一个没有电影作品问世的年轻导演——找投资，让张猛吃尽苦头。“只靠写过春晚最受观众欢迎小品，是找不来投资的。无奈之下，我就想试试看，如果先让剧本获奖，是不是对找投资有帮助？所以我就带着自己的剧本《耳朵大有福》参加了釜山国际电影节，赢得了不少好评，也获得了优秀剧本奖。我心想，这下该有投资商找我了吧？结果仍没人愿意买单。我就拿着获奖剧本，一次次敲投资商的房门，一次次被拒绝，心里非常沮丧。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一直说中国缺好剧本，但真正的好剧本却受不到重视？”
而世间的事情，总是在偶然间忽有转机。“我突然接到了一个来自韩国的电话，说韩国有个投资公司愿意投一半资金，但剩下的需要我自己解决。这个消息让我喜出望外，在有一半资金的前提下，再找余下一半就顺利多啦！于是我就找了几个朋友帮忙筹齐钱，开始正式运作起来。”电影《耳朵大有福》最终在2007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亚洲新人奖”评委会特别奖。张猛在收获成功喜悦的同时，也欣喜地看到：自己所追求的东西，是能够获得大家认可的。
《钢的琴》没钱也开拍？
同样是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他的第二部电影《钢的琴》参加创投，并顺利拿到了创投基金。“《钢的琴》的创作灵感，来自某次回铁岭。我在铁岭评剧团发现了一架破旧不堪的钢琴。琴的样子有点古怪，表面的漆已经开裂了，琴键按下去就起不来，但还能出声音。回到家，我就听父亲讲，那是当年经济困难时期，为了演样板戏，一大群工人集体造的一架木壳钢琴。同时，我发现沈阳有家钢材市场，里面的工人都曾在大型钢铁厂里做过不同工种，个个身怀绝技。于是我的脑海中，就开始把这两件事串在一起。终于有一天，我实在搁不下来，就写成了剧本《钢的琴》。《钢的琴》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对逝去的集体主义年代的缅怀。那个时代，早上上班时，铁路道口拦下乌泱泱的人群，每个人后座都别着铝制的饭盒。菜市场、澡堂子里，大家都彼此认识。电影院门口，有人安心做着自己的小买卖——那个时期的精神面貌很繁盛。不像现在，谁瞅谁都不顺眼，日子过得特别快，每个人都很焦灼，物质成了衡量家庭和个人的唯一标准。”
尽管《钢的琴》包含着张猛丰富的内心情感，但在实际拍摄中，却再次遭遇与《耳朵大有福》相似的资金危机。“我为《钢的琴》初定的预算是600万人民币，但始终都筹不够。但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开机。当时我这个团队，算得上是一个国际化的穷人团队，制片人来自美国和韩国，摄影师来自中国台湾，但都没钱。所以开机时，秦海璐私下跟我说，团队里她算是最有钱的人。如果我没钱了，一定要告诉她。不管发生什么事，一定要拍完。因为只有拍完了，才有电影。”
结果，剧组不过运行了20来天，就迎来了第一波金融危机。“最穷的时候，剧组只剩下47块了，说不定哪天早上醒来就突然没钱了。但这个念头我一直不敢去想，每天都强作镇定继续拍。片中有一个场景是主人公陈桂林在铁路桥附近炸鱼，因为剧组没钱买炸药，所以只好在后期配了一个爆炸声。连片中出现的烟雾效果，都是工作人员现场扬灰造出来的。”后来，剧组又努力筹措到200万，才最终得以让《钢的琴》在2010年5月底杀青。“拍关机前的最后一个镜头时，所有人都在等。很多工作人员就纳闷，剧组人员都在，为什么不拍呢？因为当时我们没有胶片了，得等从北京赶来的最后一本胶片。而且就剩这一本，多半尺都没有，只能拍一条。”资金勉强维持到影片杀青，但后续的费用又如何解决？“杀青当天，剧组没钱支付演员和其他人的尾款。秦海璐就表示，自己的片酬不要了。还把已经收下的预付片酬还给我，让我把尾款结清。之后又继续倒贴自己的钱，让《钢的琴》完成后期制作。”
大家的努力没有白费，《钢的琴》在业内引发了良好的口碑效应，甚至被很多媒体誉为2011年度口碑第一片。去年10月，《钢的琴》更是把名不见经传的演员王千源推向了东京电影节影帝的宝座。“王千源在东京拿影帝时，手里拿着的还是我打给他的片酬白条。”随后，《钢的琴》一路斩获40多个大小电影节的奖项。尤其在去年6月的第1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包揽了电影频道传媒大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和影帝、影后四项大奖；2011年8月，更荣获第14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影片和优秀新人导演两大奖项。
张猛在某种程度上，与《钢的琴》的男主角一样——在困境重重中前 行，却拒绝苦情，更愿意用贫嘴、幽默的方式看待生活；因为心存梦想，而终赢大众尊重。对于他的未来，我们没有理由不去看好:因为一个有才华、真性情、够坚持的青年导演，总是不会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