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报载消息说张伯驹先生的女儿拟将他最后的住地北京后海南沿26号建为“张伯驹潘素纪念馆”，并拟在今年二月张先生诞辰115周年时对外开放。该馆将最大程度地恢复当时的格局，展示他们当年的生活和创作情形，陈列起居用品、线装书、画案和文房四宝等物品。馆内还为此造了张伯驹先生和潘素的塑像。春节过后，即是二月，真希望能尽快前往朝圣，了却一个心愿。 

　　这里笔者之所以用“朝圣”二字，在于对张伯驹先生敬佩至极，五体投地。大凡说起收藏家，都说他们是人类文明物证的守护神，但一般有点成就的，能称得上守护者已很了不起了，真正能称得上“守护神”的，则必定寥若晨星，而张先生却是其中最耀眼的一位。 

　　张伯驹先生为了保护国家珍贵书画，使之不流向域外，不惜倾囊卖房，节衣缩食，但国家需要，又慨然捐出，毫无犹豫。如著名的“中华第一帖”《平复帖》，是公认现存最早的墨宝，价值连城。当年此物流入书画家溥心畬之手。张伯驹闻讯溥有意转让，恐落入东洋人之手，心急如焚。当时开价十万大洋，张伯驹变卖家财，凑足了四万元，感动了物主，最终收归家中。抗战期间，张先生怕此物失散，竟缝入棉袄之中，每晚和衣而睡，身不离物。 

　　又如中华第一画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原为宫中所藏，后被溥仪带出内府，散失民间。1945年后此画转到北京古董商马霁川手中。张伯驹先生知道后，先是劝说当时故宫的马衡先生由国家收买，无奈内战时期，故宫经费不足，难以买此物。于是张伯驹先生决定以自己私家之力，来筹资收购此画，为的是不要被外国人买去。为此，他不惜卖掉自己弓弦胡同1号宅院。据记载，此宅占地十五亩，为晚清大太监李莲英的私宅，院内雕梁画栋，亭台楼阁，果树葱郁，花木繁盛。张先生卖园买画的壮举感动了很多人，其中原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知道此事后，以2.1万美金买下了这所宅园，助张先生一臂之力，使之凑足220两黄金买下了《游春图》。 

　　张伯驹先生在《丛碧书画录》这本书的序里写道：“自鼎革以还，内府散失，辗转多入异邦。故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是则予为是录之所愿也。”这就明明白白地写出了他的收藏目的和动机，不为好玩，不为投资，不为个人拥有，而在于防止流入国外，要“永存吾土，世传有绪。”文物是人类文明的物证，它的作用比之于文字又不一般，所以一向为各国所重视。张伯驹的高风亮节在于，他既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五十年代，他住后海小院的时期，知道故宫宝物大都被运往台北，故宫城空，便毫不犹豫地捐出了陆机《平复帖》、展子虔《游春图》、杜牧《张好好诗》以及黄庭坚书法等十余件顶级书画，这也是至今为止故宫得到的最重要的一批捐赠，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做了一件无与伦比的好事。 

　　当然，他的一生充满了悲剧色彩。后来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间被批斗，赶往东北。“文革”结束，回京上访要求平反，可惜批文来得迟了，他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而正是从这一位悲剧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精神和力量，深明大义，舍生取义，自强不息。在国家困难关头，能挺身而出。笔者每每想起张先生，总是为我们民族有这样的人物而深感自豪。 

　　所以，我们应该纪念他，不应该忘记他。小的时候总念“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一句。现在才知道，忘记也是很容易的。张伯驹先生的后人建一座博物馆来纪念他，也让更多的张迷有一个朝拜和学习的地方，真是做了一件好事。不过又一想，这样的事实际上应该是由政府来做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