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去北京，是1984年随裘沛然先生参加全国各家学说教材的编写会议，从而拜识了任应秋先生，与南京丁光迪、贵阳王祖雄老教授酬为忘年知己。在会议认可了我们上海的学术观点后，与诸老登长城、游故宫，借景抒情，评击古今，互剖心扉而启迪灵思。二十八年过去了，人事已非而旧梦依依，往事一直萦回在胸间，没有忘记过。 

　　去京也是我第一次乘飞机，坐在裘老旁，系上安全带后，不免心跳怦怦，裘老微笑，拍拍我肩：“有什么可怕的，大不了一死为快而已。”抵京后住在北京中医学院的留学生宿舍，一间朝南的大房间，两只叠铺木床，与公用卫生间还有一段距离，老马识途，所以裘老随身行李中还鼓鼓囊囊塞着一只瓷尿壶。大名鼎鼎的丁老当时职称副教授，按规定只能住在我们对面一排朝北的小房间，拎着行李的他，一丝苦笑，摇了摇头。 

　　原先忧心忡忡的是上海所持的观点与任老不同，研究各家学说我们侧重在“家”，任老注重在“派”，担心我们的观点在全国会被孤立，而且，事先已有意、无意间透出风声，倘有不同意见，二版教材当由任老个人负责。不意，几次讨论下来，丁老赞成上海的观点，王老说做学问不能有霸气，三比二，我们竟成了多数派，于是“家”、“派”折衷，南北贯通，各家学说从此成了今天的模样。其实当时任老已重病缠身，会后集体去他家探望。居室简陋，水泥地，粗糙书柜，两只旧沙发靠背垫着花毛巾，任、裘各坐一只，丁、王二老和我等只能站着，任老说他身体恢复得很好，估计秋后就能正常工作。裘老接着给他把脉，开了药方。 

　　回到学院已是中午时分，大家围坐在食堂大圆桌边等候开饭，沪、宁、黔、渝的老师都是南方人，对当时在京的伙食略持微词，可能也传到了任老耳中，为答谢大家对他关心和尽地主之谊，特地为我们加了菜，一只特大的洋种鸡，整只放在水中滚熟，仿白斩鸡，装在小面盆里端上了台，食不厌精的丁、王二老皱了皱眉，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吃法，但见热情的高老师从厨房借来大菜刀，当场卸成十来段，又端起了一大碗生酱油直统统浇了上去。 

　　丁老持洁癖，睡前必洗澡，与我同好，于是我俩几乎每夜必在底楼澡堂里会面，特定环境下的语言就不循规蹈矩了，先生傲骨嶙峋，谈笑中句句都是精辟的心里话，让我感动而受益。王老随和，热诚旷 

　　达，原籍江南，抗战军兴后避寇入黔。难得故乡客聚，就长住在我们宿舍谈学术、话家常、询问家乡新闻了，裘老宁波官话夹杂着他的吴侬软语腔，娓娓澈夜，迄在记忆中。次日，我随丁、王二老等登八达岭，风急天高中，徘徊在断壁颓垣间，遥岑旷野，荒烟衰草，怀想古今，我不禁吟起：“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孰料丁老脱口相续：“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先生襟怀，可以知矣。 

　　其后十年，我殷勤问候二老，往来书信频频，也请他们到上海来讲学。前几年我带韩国诸弟子去宁 

　　拜谒丁老，知先生不外出应酬，中午抵南京后，匆匆在其家附近小饭店填了肚子，进到他家，但见老先生危坐在桌边，桌上碗箸整齐，鱼肉端正，候着我们一起吃饭。多年不见，思念殊切，畅叙数小时后，泪眼执手怅别。一月后先生遽归道山，正清秋时节，望风怀想，不禁黯然魂销。前数年又曾入黔探望王老，奈已退休，遍找无着，返沪上机前一刻，始接听到王老低沙苍老的口音，只能互报平安，各自珍重了。返沪后裘老在“草庐”多次问起二老信息，人事倥偬，往事如烟，惟馀相对唏嘘。去岁暮春，裘老溘然捐馆，京华前尘顿成残梦一场，逝者已矣，却让怀想与哀愁时时牵拨着苟活着的我的一颗寂寞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