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那样一个动荡狂飙的时代，“书生何以报国”是曾经困扰了很多学人的问题。面对家国之难，有人拍案而起，比如闻一多、李公朴，对于他们的勇气与热血，我们似乎有着一种特别的激赏。而对另一些“躲”在校园一角，“为学术而学术”的人，比如梁实秋，我们似乎颇为不屑：国家就要亡了，你还有做学问的闲情雅致？但近日读到萧公权先生的回忆录《问学谏往录》，却有了一些别样的感受。 

　　今天知道“萧公权”三个字的人可能并不多。他是上世纪享誉海内外的著名政治学家，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他还曾与陈寅恪、吴宓、李方桂三人并称为“四大名旦”，其名著《中国政治思想史》采用政治学的观点、历史学的方法，论述自晚周以来两千五百年间的中国政治思想，至今无人超越。《问学谏往录》是他于1968年从华盛顿大学退休、结束42年的教学生涯后所撰就的回忆录，追述了其毕生求学、教学的经历。 

　　萧对从政的冷淡，与他早年在清华读书时形成的观念有关。那时正逢五四运动，虽然面对着一个政治、社会、文化都在动荡的时代，但他却好像视若无睹，他认为“读书应该不忘救国，但救国必先读书”。他认为这个看法既适用于文人，也适用于现代的军人，国家兴亡，匹夫当然有责，但匹夫要能尽责，必须先取得“救国”的知识和技能。仅凭一腔热血，未必有济于事。他还有另外一个看法就是，他认为古人“学而优则仕”这句话虽然有其真实性，但在现代社会中，“仕”应当广义解释为“服务社会”，不必狭义解释为“投身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