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任务已经下达，上头要的是邓小平讲话的综合稿。看来，这道难题是绕不过了，必须老实面对。

　　开始综合工作的时候，马上就遇到很大的难题。邓小平5天来在谈话中，最主要是谈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局问题，有的是反复地讲、反复强调，其中虽然有不少重复，但几乎每一次重复都与当时当地的前因后果关联。如何适当取舍，哪些取，哪些舍？

　　再就是在邓小平的谈话中，并不是干巴巴的内容，其中有很多生动的比喻、爱憎分明的表述，还有许多同两个女儿和省市领导的很有情趣的对话，以及许多具有个人特点的生活细节，等等。例如，邓小平几次讲到“谁不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谁就要下台”。他虽然没有点名，但是其“警告”的对象是很清楚的。这些话上不上？上了会不会让有的人太敏感？邓小平在国贸大厦讲到中国一旦乱了，老百姓没饭吃，就会有千百万人跑出去，然后自己又笑着补充说：“而且许多人还带着枪。中国有的是枪。”引发了周围的人也都笑起来。还有，邓小平同女儿争论哪里的柚子、荔枝最好吃的情节，我们听录音的时候都忍不住笑了起来，觉得伟人也是人，邓小平不但很威严，也有很可爱天真的一面……这些，在每天一稿中都有详细记录，在综合整理时是全部放弃，还是适当渗透进去？

　　我越是读记录稿，越被邓小平的谈话内容所激动，也越觉得要综合整理好这么一位伟大人物严肃认真而又鲜活生动的讲话稿，实在是一个困难很大的事情，同时也越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一言以蔽之——面对难题，既然不可能“绕道走”，就只能硬着头皮、鼓起勇气往前冲。

　　我先与陈锡添商量，邓小平在视察过程中，一些有趣的情节和细节，主要由陈锡添在写报道或通讯稿时用。邓小平重要的原则性的谈话内容，则由我综合整理。

　　1月23日当天下午，我继续在迎宾馆5号楼埋头苦干。几天前专门抽调过来帮忙的深圳市委宣传部干部凌泳，留下来继续协助我整理和抄写。为了加快工作进度，我又从市委宣传部办公室调来了机要干事沈钟生帮忙。这小伙子是从解放军转业的，不但政治可靠，钢笔字也写得很工整。

　　我先让凌泳、沈钟生帮助我把每天的记录稿复印。然后，我把复印稿一页页地铺在写字台和床铺上，再一页页反复地看，脑子里不断地思考、分析，弄明白了，心中有数了，才开始加工综合。

　　为了使邓小平南方谈话这么一件重大的事情，能够作为文字档案完整地得到保存，又让上级领导甚至中央简便明确地了解详细情况，我自己掌握的基本原则，就是在主要内容上首先要忠于原话实录，同时也要交代谈话的过程和相关情节，在文字上有机地将其串连起来，并且简化一些重复的内容。

　　我在复印稿上删改、归纳、修改出一个部分，凌泳和小沈就赶快拿去旁边的房间，一页页地抄写工整。20年前，电脑使用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普及，所以，只能人工流水线地运作。

　　我们三人加班加点，连续奋战了将近20个小时，最后形成了一份《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的谈话记录》，共一万三千多字。这主要是作为存档之用。为了使领导更便于掌握邓小平谈话精神，我又在前面这份稿上再精简，去掉了视察过程及一些情节交代的文字，形成了一份《一九九二年一月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特区的重要谈话要点》，近一万字。《要点》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中国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第二部分“深圳的经验，就是‘敢闯’”；第三部分“广东20年要赶上亚洲‘四小龙’，但在社会秩序方面不能跟他们比、跟他们学”；第四部分“要重视培养年轻接班人”；第五部分“开那么多会没有用。要行动，要落实”。最后，由我负责任地在两份文件末尾签字：“记录人吴松营”。

　　第二天，我就将全套的记录稿和录音带送给深圳市委秘书长兼市委办公厅主任任克雷，由他报市委领导和中央办公厅。

　　1992年3月，我们看到中央2号文件《邓小平同志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约一万字，共六个部分。可以说，文件中邓小平的谈话内容，大部分都是在深圳视察时讲的。

　　一个电话——春风已度玉门关

　　3月30日上午刚上班，北京就有一位朋友打电话告诉我：《光明日报》《北京日报》都全文转载《深圳特区报》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

　　我听了不觉心里一亮。因为这个电话虽然还不足以决定我们的政治命运，但是首都的报纸、尤其是《光明日报》，它相当于部级的中央报纸，级别只比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低半级，他们一转载，在中央和全国各地的影响会更大，而且说不定这是一个“光明”的信号。

　　也就在这一天的深圳，快到上午11点的时候，我正在市委宣传部召开分管处室的处长、主任碰头会。深圳电视台的台长卢晓昭赶到市委宣传部找我，焦急地说：“吴部长，中央电视台要我们马上传邓小平在深圳视察的电视资料，能不能同意？”

　　原来，深圳电视台的这些资料是保密封存的，要开封，首先必须经过我这一关。

　　我问：“是中央电视台个人来电话，还是中央电视台的正式通知。”

　　卢台长肯定地说：“是正式通知。”

　　我说：“那赶快传呀。”

　　卢晓昭一边点头，一边赶回电视台。

　　我马上结束会议，把情况报告杨广慧。当时，我们虽然还不知道北京已经发生的事情，但都很兴奋，因为《光明日报》等大报转载，已经是一个很特别的信号，加上中央电视台又正式来要邓小平视察深圳的影像资料，很可能是中央对《深圳特区报》发表邓小平在深圳视察的长篇通讯，已经有了明确的正面态度。

　　果然，当晚，新华社作为重要稿件全文播发《深圳特区报》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一字不漏。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很快就根据新华社通稿，全文播发《深圳特区报》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

　　但是，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7：00的新闻联播并没有播发《深圳特区报》的长篇通讯。我们一直等到过了7：30，在新闻联播之后，才看到中央电视台开始播放，一共播了45分钟，由当时的招牌主持邢质斌口播。

　　第二天即3月3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转载了《深圳特区报》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同时刊登邓小平在深圳特区视察时的4张照片(1张放在第4版)。《解放军报》《工人日报》《农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首都各大报和全国各省市几乎所有报纸，也都在这一天的头版显要位置转载，各省市电台、电视台也都纷纷转播。

　　第二天，我收到邮局送来的《人民日报》，马上摊开看：《人民日报》为《东方风来满眼春》配发的有关邓小平在深圳的照片、包括那张邓小平和杨尚昆在一起的照片，都注明“新华社稿”，可是照片的作者却有：陈建华（谢非秘书）、牛正武（新华社广东分社）、梁伯权（《南方日报》），唯独没有采用《深圳特区报》的摄影部主任江式高的照片。江式高是邓小平视察深圳时，全程跟随，拍摄的照片可以说是最多、最好的。不知是什么原因，《人民日报》、新华社应急的时候，都没有想到找《深圳特区报》的江式高要照片，获得最佳的图文并茂的效果。这不免给历史留下了一点点遗憾。

　　《人民日报》3月31日头版中间是那张邓小平和杨尚昆在一起谈话，我站在中间听他们谈话、准备做记录的那张照片，是广东省委书记谢非的秘书陈建华拍摄的。我马上给他打电话。接到我的电话之后，陈建华很快就给我寄了一张8寸大的照片。至今，这张照片还挂在深圳特区报业大厦38楼我的办公室。

　　美联社、路透社、共同社等外国通讯社，都十分敏感地捕捉到3月30日中国在舆论上发生的重大变化的事情，于当晚用“3月30日北京电”的形式，向全世界报道：“新华社、国家电视台的新闻节目都第一次发表了邓小平一月份在华南的讲话。”“中国的宣传媒介今天向全国11亿人口宣传邓小平在南方的谈话。”

　　这可真是中国新闻史上前所未有的盛大事情。

　　“平静”终于过去，随之而来的不但不是令人心惊肉跳的风暴，而真的是“东方风来满眼春”，春光无限，令人应接不暇。

　　4月1日，即将访日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会见日本驻华记者，被问及对《深圳特区报》发表《东方风来满眼春》长篇通讯的评价时，江泽民的回答十分肯定：“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的重要讲话，早已在全党和全国传达。现在发表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的报道，可以使全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他的谈话精神，以便全面地贯彻落实。”新华社当即向全世界播发了这条消息。

　　至此，事情才总算画上了完满的句号。

　　邓小平上了卫视

　　20年前，不受高山重洋阻碍的卫星电视传播，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开始普及到千家万户。可是在中国大陆却还是一件新鲜事儿。

　　为了宣传邓小平的思想理论，树立深圳经济特区的正面形象，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我们不但精心摄制了邓小平在深圳视察的电视片，并且设法让邓小平的形象上卫星电视，跨越千山万水，传播到全世界。

　　1992年2月中旬，深圳市委宣传部开始组织摄制影视片《邓小平同志在深圳》。摄制和出版影视片由我负责组织、领导，具体任务交给深圳电视台和深圳音像公司，同时要求他们互相支持、配合。我和陈锡添担任该片撰稿人。

　　相比于报纸文章，影视片在宣传邓小平重要谈话精神方面，具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它不但有文字说明，而且有录像影片和录音，能够使人们更直接地了解邓小平在视察过程的真实情况。所以我们必须当作一件大事，抓紧做好。

　　特区报的陈锡添是全程跟随邓小平视察深圳的采访记者，又是有名的笔杆子，所以除了要写好报纸的新闻稿，还被指定参加撰写影视片的解说词。3月20日，陈锡添就写出9000多字的《邓小平同志在深圳》解说词第一稿交给我。我让他集中精力写作邓小平在深圳的长篇通讯。《邓小平同志在深圳》影视片解说词由我最后进行补充、修改、定稿。

　　4月初，乘《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在全国引起轰动，市委宣传部抓紧对《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的影视片进行审查、修改，基本定稿后，又专人报省和中央主管部门审查，批准。

　　4月8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的影视片正式出版发行。深圳电视台很快就公开播放。国内的许多地方争相购买《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的影视录像片，很快就在各地的电视台及单位、家庭播放，使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发展的东风，通过影视这个形象载体，更深入地吹遍神州大地的各个角落。

　　当时，深圳电视台节目还不能在香港落地，中国大陆也还没有一家卫星电视台。邓小平南方视察发表重要谈话的影视形象，连台港澳地区都收看不到。为了使“墙内开花墙外香”，扩大邓小平南方重要谈话的影响，进一步树立中国改革开放的形象，冲破西方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封锁，我们必须积极借助刚建立不久的香港卫星电视台的力量。

　　1992年4月初，我和市委宣传部新闻处黄新华处长专程到香港，约见香港卫视行政副总裁陈罗光先生，洽谈关于影视录像片《邓小平同志在深圳》在香港卫视播放的问题。

　　香港卫视是由李嘉诚先生的小儿子李泽楷先生投资的，刚组建不久，还只能租借华润大厦的一层楼办公，设备也比较简单，新闻采访、制作能力也不算强，专题、故事片源缺乏。

　　陈罗光先生的祖籍是广东东莞，以前曾在香港的一家电视台担任新闻总监，经常来往于香港和内地之间，我们早就认识。他在办公室热情接待了我们。

　　一见面，在简单介绍情况之后，我就开门见山地对陈罗光先生说：“我们考虑，中国的电视在海外是收看不到的，只有通过卫星电视才能够跨越高山重洋，让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民众更快地了解邓小平的重要谈话精神，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真实情况，消除对中国的各种误解和疑虑。”

　　陈罗光副总裁对内地情况比较了解，看法比较客观。他听了以后，态度很积极，表示会大力支持、配合，但必须报告他的老板李泽楷先生后才能决定。

　　很快，陈罗光先生就通知我们，说他们的李老板支持播放邓小平的电视片，但因为涉及政治上的敏感问题，具体细节还要进一步协商。加上香港是一个商业社会，他们要不要付给我们版权费，或者我们要不要付给他们宣传广告费问题，也必须摆到桌面上来谈。

　　以后，我们在深圳或香港同陈罗光副总裁又有几次会面，反复协商，最后达成原则协议：首先是在政治内容方面，卫星电视台方面可以适当压缩，但不能改动，个别地方确实需要修改的，必须经深圳方审查同意；第二是经济上，卫星电视台无须向深圳方面支付版权费，也不向深圳方面收取宣传广告费用。

　　经过一番努力之后，香港卫星电视台编辑准备播放的样片终于出来，把我们原来影视片名《邓小平同志在深圳》去掉“同志”两个字，改成《邓小平在深圳》，内容方面也只是根据海外的实际情况做适当压缩。我们审看之后，表示同意。

　　《邓小平在深圳》的电视专题片于4月中旬在香港卫星电视分集连续播放。这应该是中国第一次通过卫星电视，宣传报道邓小平的光辉形象。

　　据当时的香港《星岛日报》《华侨日报》等媒体消息，台湾同胞和海外一些地方的华侨通过卫星电视第一次看到邓小平的形象后，情绪十分激动。有的人一看到电视，马上打电话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快快收看香港卫视，看邓小平，看邓小平！”

　　后来还了解到，有不少国家的电视台通过香港卫视，录下《邓小平在深圳》的录像，翻译、改编为自己的电视新闻或专题片播出。因为邓小平到深圳特区视察、发表了那么重要谈话的真实情况和影像，毕竟是当时全世界的重大事情。这方面的文字报道已经很多。他们这样做，也是为自己抢新闻、争取更多电视受众。

　　（摘自 《邓小平南方谈话真情实录——记录人的记述》 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