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说，1858年1月27日咸丰皇帝接到穆克德讷等广东官员的集体奏折，应该知道柏贵等人已丧失人身自由与政治自由了，但他却假装糊涂，谕柏贵：广东士绅咸知大义，其民也勇敢可用，着柏贵等联络绅民，激其公愤，把英夷撵出广州河内再与之理论——这个傻皇上，跟他爹道光一个思维，官兵不够，绅民凑。看见没有，正规官兵打不过夷人，就忽悠广大绅民上。

　　但广大绅民毕竟不是公司股东，这种出钱出力是有限度的，这种热情更是有限度的。而且他们还得忽悠身边的百姓上，用天朝的衣冠伦理给民鼓气。但是再鼓，绅士给工资还好说，绅士不给工资，他们也就三天的爱国热情，撑不了多久。他们可能也会捐款，但由于绅士在民间，不管什么活动都占据了管理者之位，民众甚至怀疑他们会贪污大家所捐之款呢。时间一长，就会出现内讧。更重要的是，即使没有出现内讧，面对近代化的敌人，大清的正规官兵、正规武器尚不可用，绅民们赤手空拳，如何用他们的血肉，去给大清家筑一道长城？

　　总之，面对近代化敌人，咸丰像他爹一样，编制些不靠谱儿的指示，希望变废为宝，将注定是没有成效的。而且，他给柏贵的附加指示，跟他爹当年给林则徐、琦善等的指示一样，是一个天朝特色的两难选择：办理此事，不可失之太刚，像叶名琛那样，激成事变；也不可失之太柔，叫夷人瞧不起咱们。这道题，天朝灭亡之前都没有人能够解开，遑论德才都平庸的柏贵了。

　　2月1日，咸丰下谕，着柏贵与在籍绅士罗惇洐等秘传各乡团练。如果夷人悔过，退出省城广州，咱就原谅他们；如果仍不老实，咱就调集兵勇，联成一气，把夷人撵出城外，让他们不敢轻视我中国。

　　2月4日，咸丰看到粤海关恒祺奏折：柏贵屡与夷酋会面，“词气慷慨，大义凛然”，该夷并不敢轻视俺们；您就叫柏贵先办夷务吧。咸丰批曰：好。2月9日，咸丰收到了四川巡抚骆秉章的奏折，内中意思如下：夷人袭居省城一事，传闻纷纷，臣老家花县，距省较远，遂派在湖北做生意的粤商取其广州号店来信参阅。叶名琛被夷人掳走未归，广州的将军、抚臣、都统等曾被夷人邀往观音山，那么他们所发的奏折，是否在观音山所发，就不可知了。老奸巨猾的骆秉章是在暗示咸丰：广州地方官员给您拜发的奏折，已经不可信了。除此外，他的奏折中，还夹附了那封广东来信。信中云：将军巡抚从观音山回来了，但有夷目领夷兵同住巡抚衙门；现在广州的夷兵，真夷兵仅有3700人，汉奸2000人；夷目中其他人尚可，唯巴夏礼熟悉中国情形，起衅调度皆出其手，最为难制。

　　看了骆秉章的奏折，咸丰皇帝才意识到，柏贵可能被英方控制了，于是他命令骆秉章，以后听说了什么消息，赶紧汇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