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我演“楼台会”里的祝英台

　　白天，我和小姐妹结伴去庙里看演员练功排戏，与演员们混得熟了，有时她们开玩笑地问我：“小妹妹，跟我们学唱戏好不好？”我只笑笑不敢答应。戏班不久又要开拔，我和堂妹依依不舍地目送她们离开，几个小姑娘背了小竹椅到台上模仿着又唱又做。

　　印象最深的是看一个小花脸演小偷，偷了一只鸡，竟连毛都一起放在柴火里烧，烧好就吃，做得活灵活现。我看得目不转睛，看她如何抓鸡，如何学鸡叫，如何用双手捧树枝，点火烧，把这些虚拟动作一一记下。看完后，我就在家门前的空地上学开了，引来好多婶婶、姑姑和邻居看，他们在一边哈哈大笑，给我鼓掌叫好，他们笑得越开心，我演得越起劲。演完他们都称赞我，“彩娟囡头学得蛮像咯！”“是像！是像！”我听了又得意又有点不好意思，转身就奔回家里去了。

　　我有位大伯婆婆，家里藏了好多吃食，就是不肯分给我们。我从戏台上得来灵感，和堂妹商量好，扮成两个小叫花子去要饭。我们头上各戴一顶竹编的破帽子，身披一件蓑衣，每人手拿一只小木鱼，站在婆婆门前，敲着木鱼，嘴里含含糊糊地念着：“店王师娘，做做好事，给点东西吃！”怕她认出我们，故意把帽子压得很低，越念越响。大伯婆婆开门后居然信以为真，端了一碗冷饭出来，我们忍不住哈哈大笑，婆婆听出是我们，开口就骂：“吓！原来是你们两个小猢狲！”说着作势要打，我和堂妹转身就逃。

　　家乡的人都爱看戏，常常各家凑钱请一位教戏老师，临时组织起“学习班”，十几个女孩子聚在一起学学唱唱。1936年，我刚满十岁，听到相邻的大洋村要办戏班的消息，兴奋地跑去跟母亲说：“我也要去！”母亲听了一声不响，我就缠着她再三地磨：“我一定要去！”母亲只好替我交了学费，请堂叔带着我和其他小姐妹一起去。戏班里自带饭菜，回家住宿。没几天，大洋戏班解散，我们又去五里路外的许宅学，学馆就设在我远房姨妈家堂屋前的天井里。

　　越剧最初都是男演员，根据当时的风俗，女子不能上台，后来随着演出班底的家族化，逐渐有男演员的家属登台。女子越剧兴起后，不少男班艺人选择回家乡科班教戏。因为我脸型小，师傅指派我演花旦，教我们一些基本功，如走台步等。一些传统老戏的“肉子”唱段，老师会发给我们手抄的唱词，那时我记忆力特别好，基本上教一遍就会。

　　在许宅，我们排了“大堂会”等一些小戏和折子，我演“楼台会”里的祝英台，学了十几天就“串红台”（又称“响排”），用几块木板临时搭了个戏台，请来琴师，借来锣鼓等乐器，但没有戏装可穿。观众除了学员的家属和亲朋，还有闻讯赶来的远近乡邻。台上小学员们紧张地演出，台下观众都睁大了眼睛，像看什么大演员一样聚精会神。

　　前面的“大堂会”结束，“楼台会”开始了，我演得非常认真动情，以当时的年龄，自然无法理解情侣生离死别时的痛楚，但我牢记老师提示的人物感情变化，到剧情悲伤处，还真的流了眼泪。台下的观众纷纷称赞我：“这个囡头演得真好，还哭出了眼泪，真好！”后来教戏的老师点评说：“这许多小姑娘中，彩娟学戏最认真，教啥会啥，是最有希望出山的一个！”

　　“楼台会”正演到高潮时，突然进来许多穿黑衣服的人，大声叫喊：“不准演出！”还把锣鼓丝弦等乐器抢的抢走，砸的砸坏，现场一片狼藉。我吓得心怦怦直跳，连忙逃下台去。乱了一阵后，大人们有的摇着扇子回家了，有的嘴里叽咕着什么。我当晚不敢回去，就住在了远房姨妈家里。后来母亲告诉我，这些人都是村里的有钱人家派来的，说女子登台唱戏有伤风化。戏班解散，我第一次学戏就这样夭折了。

　　虽然戏没学成，我对唱戏的兴趣却似乎更加强烈了。因为学过一点基本功，回家有空就练个不停，有时候走路都学台上花旦的小碎步，乡亲们看见了都会说：“快来看，彩娟会走台步了哎。”梦想到现实，往往相隔遥远，有时，这个距离是一生一世。幸运的是，没过多久，一座桥梁就出现在我脚下，这个人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我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