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8年，直隶总督谭廷祥及托明阿防守天津大沽海口战败，清廷主和派与英国代表签署《天津条约》。1859年，咸丰帝命僧格林沁至天津督办大沽口和京东防务。僧格林沁吸取第一次大沽口战役失败的教训，积极筹建大沽海口和双港的防御工事，整肃军队，做好反侵略的各项准备。此后不久，僧格林沁向咸丰帝建议：英法的换约公使只准带数十人，不得带军械，进京不得坐轿摆队。进京路线，从大沽口的北塘登陆，绕道进京（僧格林沁在折里也跟咸丰帝说了，公使从大沽口走水路到通州再登陆进京，是最便宜的办法，但是咱偏不让他走此路），英法不听的话（英军肯定不听的，中方每次照会英法公使，都要强调一句大沽口是万万不能让你们进的），英法闯入拦江沙内鸡心滩，咱就开打。

　　君臣商量个差不多之后，英法换约的真的就来了。

　　再说1859年6月6日，前来换约的英国公使布鲁斯到达上海。这时的英国首相乃是德比——就是那位在议会上攻击巴麦尊内阁侵华方针的托利党领袖，他的合作伙伴，英国外相，乃是马尔墨斯·白雷——他在议会辩论中更是暗示执政党的对华政策缺乏正义、人道与良心。现在，他们上台执政，其对华政策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吗？

　　当然不会了。他们攻击前任政策，首先的目的就是轰他们下台而已。其次，才是对华方针政策的不同。但是再不同，揍中国的主题思想是一致的。由于第一次大沽之战，布鲁斯跟随兄长额尔金前来做副使，所以，这次他来做正使，跟中国方面，也算是比较熟悉了。离开伦敦之前，他给德比首相和马尔墨斯·白雷外相提交了一份长长的备忘录。两人在他的备忘录上作了种种批示。大略如下：

　　第一，中国政府可能制造诸多口实规避公使进京。第二，英国公使如果放弃进京，不能向中国皇帝亲递国书，不能在执行职务之前获得对于英国公使政治资格的承认，这不符合我们的尊荣和我们未来的地位。第三，如果中国政府反对公开接待公使，那么一次私人覲见也是可以的。毕竟我们是公使而不是大使。明确告诉他们，这种驻外使节的阶别之差，乃是我们退步的根据。（近代驻外使节的最高级别是大使，第二级别是公使）第四，公使常驻北京，但住所问题现在不要急着作出安排。第五，关于太平叛乱，我们应该帮助清政府，当然这要和法国商量着办，重要的是，开放南京贸易。

　　布鲁斯来华的路上，在锡金碰见了回国的哥哥额尔金。兄弟两个碰头的结果是：如果在上海集结一支炮艇队作为新公使的护卫，那么他就会在北京得到友好的接待。问题是他一到香港就听到不好的消息：一是中国政府试图规避北京的换约，二是天津白河口的防卫得到了修复与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