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担纲谈判首席还是平生第一次 　　

　　香港的确需要一个现代化的新机场，这是中国政府一贯的积极态度。针对九龙启德机场地处稠密市区、毗邻繁忙的维多利亚港湾并且接近饱和的状况，中方曾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建议港英当局另择良址，建设新机场，以适应香港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当时港英当局并不积极，不想种了树让后人来乘凉。但是到了1989年，在他们处心积虑“光荣撤退”的时候，却倾其财力抛出一个称之为“玫瑰园计划”的“机场及港口发展策略”。也许真是送别的“玫瑰”，但对即将成立的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却无异于一根扎在手上的刺，因为扣除“玫瑰园计划”的巨额投入，留给未来特区政府的财政储备将只有区区50亿港元，外加沉重的债务负担。

　　江泽民总书记一语中的指出，建设香港新机场不能是“你请客，我会钞”。国港办鲁平主任为将来特区政府开张时可能只有明显不敷开支的50亿港元储备，而通过传媒连声责问英方：“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由于“玫瑰园计划”跨越1997年，中方要求英方提供详细资料磋商，但遭到了拒绝。英方以为这个“玫瑰园计划”，能够自把自为，但如意算盘很快落了空。因为国际投资者们都清楚，新机场的所有工程款项和举债都需要由1997年后的新香港政府来偿付，如果没有获得现在唯一代表未来香港利益的中国中央政府支持，那么工程完成后谁来“埋单”、借贷到期后谁来还款都将没有保障，谁敢冒这天大的风险参与其中呢？英方的努力在逐步深入中处处碰壁，终于尝到了没有中方合作办不了大事的苦头。1990年4月，港英财政司翟克诚首次公开承认新机场计划需要获得中方的支持。9月，港英当局发表声明，欢迎中方派专家组赴港了解新机场建设计划。事实上，由于英方始终坚持工程计划高成本、高负债，一连三轮专家组会议都无果而终。1990年的圣诞长假和1991年新年在一派寒冬气象中来临，香港又干又冷，社会上对于中英谈判破裂、新机场将停建的传言甚嚣尘上，股市楼市熊跌，大大加剧了当局者的沮丧和焦躁。

　　在此“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候，英国外相赫德亲自出马了，他带英国外交部的一批要员直飞北京。中国给予他相当高的礼遇，国家领导人会见，外交部长钱其琛与他正式进行会晤。赫德道出了英方深层次的担忧，担心中英双方在建设新机场问题上的分歧，不仅是一个为特区政府预留多少财政储备的问题，还有一个冲击香港管治权的问题，言下之意是担心中国在1997年以前就要干预英国对香港的管治。钱外长笑了笑，摇头表示：“中国无意在香港回归前与英国共同管治香港，中方关注的是香港回归后如何有足够的财力保持繁荣稳定。”赫德的疑虑大减，随即表示“为未来的香港留下必要财政储备不是不合理的”，建议双方把关于香港新机场建设的谈判升格，进入政府工作层面，并宣布由他的随行、英国外交部负责亚洲事务的助理国务次官伯恩斯牵头组成工作小组，留在北京与中方重开谈判。英方工作小组成员还包括驻华使馆政务参赞、港督政治顾问、港英政府财政司等要员。

　　在两国外长的推动下，中国政府也随即成立了对应的工作小组，我被任命为组长。我虽然参与香港新机场建设专家组谈判已有一段时间，但担纲谈判首席还是平生第一次，不敢有丝毫懈怠。经过和工作小组同事们反复研究并报请国港办、外交部领导同意，形成了以下三点谈判原则：第一，从香港经济长远发展和保持竞争力出发，的确有建设现代化新机场的实际需要，因此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和障碍，对建设新机场都不能轻言放弃。第二，新机场建设应符合成本效益，任何时候都不能成为财政负担，更不能影响未来特区政府的有效施政。为此，需要花大力气推动英方加大资本金的投入，将负债压缩到50亿港元，以期给特区政府留下350亿港元财政储备；并且要让中方参与对工程合约、专营权批出、机管局运作等重大事宜的审议。第三，作为理想结局，应通过这次新机场问题的谈判立下个“规矩”，确立中英两国在香港后过渡期内的合作模式，以规范越来越多的跨越回归问题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