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18日下午，曾担任过十一年国家体委主任（后为体育总局局长）、当过四届中央委员、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一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一位有理论、有实际才干的老大哥，刚过了73岁生日，因患骨髓方面的罕见病而与世长辞了。圈内圈外无不为英才溘然长逝而惋惜震动。《北京青年报》《南方周末》等一些报刊纷纷发表整版长篇纪念回忆文章，追述他为党的事业无畏无悔的功绩，传诵他的高贵品德和风范。

　　1988年他不过38岁就被授予少将军衔，时任国防科工委政委。也就在此时不久他又奉中央指令到国家体委任一把手，临危受命组织筹办第八届北京亚运会。我那时就在他手下任亚运会宣传部副部长，目睹了他日以继夜、不怕苦和累的军人工作作风。

　　1990年亚运会是我国第一次承办如此大型的洲际运动会。他把自己在清华大学和军队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充分运用和结合起来，提出“用科学方法”，用“计划网络图技术”主办这次体育盛会。他充分调动国家体委所有部门和人才，请北京市“搭好舞台”，体委的运动员和亚洲各国运动员“当好演员”，他指挥体委内部新装好100多部电脑进行联网图技术搞清数据库，搞准专家咨询系统，这是开国以来体委闻所未闻的技术管理方法。终于成功举办了这届亚运会。

　　当亿万观众在电视旁看到开幕式上他在五星红旗和亚运会会旗下嘶哑着嗓子讲话时，我们这些圈内的工作人员无不为之动容。他的老朋友、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亲笔写信给他：“你将系统科学方法灵活运用到体育管理当中，值得大书特书”。他以同样的拼命加科学的方法，又成功申办北京奥运，可谓是硕果累累，立下了汗马功劳。率团出征两届奥运会（巴塞罗那和亚特兰大）使得中国代表团金牌和道德双丰收，为2008北京奥运勇夺世界金牌第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结交二十多年，他不无自豪地告诉我：“当过兵应有军人的作风，我十一年在体委，没有迟到过一次！”何止是没有迟到过，他总是提前到办公室；而且常常出差从飞机场和高速公路回京如差半天，或还有两个小时就下班了，他不是回家而都是直奔办公室处理各种文件和召开大会小会。他就是这样一位“工作狂”的人民公仆。

　　他的两袖清风，在体委也是可称当代高级干部中的楷模。他从不收任何红包、礼品的。平时我们所搞的各种体育创收活动，所发给他的奖金、奖品以及误餐费等他都全部拒收。有一次我当总编的《中国体育》杂志社搞首都名人垂钓大赛，每位领导和嘉宾发一份赞助商提供的健身自行车和误餐费，我们都已交给他的司机并帮他放到了小车后备箱里。他知道了马上正色道：“我不需要这个，我办公室已有健身器材，你们这个退回！”还特别叮嘱我：“给退休的老教练老运动员送去吧!”在拜金主义抬头、贪污受贿时有发生的今天，实在令人钦佩他这种坦荡的君子之风！“你的杂志找广告，别人可以拿点回扣之类，但你作为共产党员的总编辑万老大你拉的广告，也不能拿任何回扣！”所以在他的严格要求和以身作则下，我十年总编兼社长不但未拿取一次回扣，连我好友所拉各种赞助，我也请他们不取一分回扣，统统支援刊物吧！

　　但绍祖也有很宽容的时候：就是无论他在位和退休后，只要我们请他题字或者参加活动助威，只要他问清是对体育有利，是为“公”不是为“私”——他都应邀出席并为之挥毫增色。因此每年的全国新闻界网球赛、中华名人垂钓俱乐部的各种友谊和对抗赛、乒乓球的名人赛、各种为宣传亚运、奥运、全运会有关的体育画册、书刊的题字和作序他都有求必应。从不摆部长、将军的架子，也不惜墨如金，且从不接受任何润格。前年在海南岛为建“奥运冠军林”和“运动员星光大道”，他都不辞劳苦飞达岛上去参与游说此事（他儿子五一在电话中告诉我：父亲当时还发着烧呢），而且十分认真负责地去找到省委书记卫留成，说明这个事情的重要性，以求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

　　他走了，突然告别了他所终生热爱的党政军和体育事业。我们没有想到在他的告别仪式上，竟招来了军队和体育总局、中直机关和清华大学等他学习工作过的近万人自愿到鲜花和松柏中去和他做最后一别，以寄托哀思和敬仰之情。

　　绍祖同志，您这位我们的良师益友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让我借用绍祖老同学令狐安在北京金秋红叶纷呈时挥泪写就的律诗《悼伍绍祖同志》来结束我这篇追悼小文吧：

　　临危受命不踟蹰，新展国威识面初。

　　领袖青年神采奕，继承先辈感情笃。

　　一生正气身心献，两袖清风聚敛无。

　　若是公仆如绍祖，何愁百姓不诚服。